漫谈倭五王（上）

宝冢定纲　撰

　　通常认为倭五王是在公元413至502年间同中国南朝通使的五位倭国国王，他们依次名为赞、珍（弥）、济、兴、武，而这个时代被通称为“倭五王时代”。由于日本历史文献学发展的严重滞后，这五位倭王主要是从中国的正史中归结出来的。

　　1、《晋书·安帝纪第十》载“（义熙）九年……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义熙起居注》载“倭国献貂皮人参，诏赐细笙麝香。”《梁书·倭国列传第四十八》及《南史·倭国列传第六十九》言此王名赞。此事在413年。

　　2、《宋书·倭国列传第五十七》载“高祖永初二年，诏曰：‘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南史·宋本纪上第一》载“（永初）二年……二月己丑……倭国遣使朝贡。”此事在421年。

　　3、《宋书·倭国列传第五十七》载“太祖元嘉二年，赞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此事在425年。

　　4、《宋书·文帝纪第五》载“（元嘉）七年春正月……是月，倭国王遣使献方物。”此事在430年。

　　5、《宋书·文帝纪第五》载“（元嘉）十五年……夏四月……己巳，以倭国王珍为安东将军。……是岁，武都王、河南国、高丽国、倭国、扶南国、林邑国并遣使献方物。”《宋书·倭国列传第五十七》载“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诏并听。”《梁书·倭国列传第四十八》言赞之弟名弥，继赞而立，当即为珍。此事在438年。

　　6、《宋书·文帝纪第五》载“（元嘉）二十年……是岁，河西国、高丽国、百济国、倭国并遣使献方物。”《宋书·倭国列传第五十七》载“（元嘉）二十年，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梁书·倭国列传第四十八》载“弥死，立子济。”此事在443年。

　　7、《宋书·倭国列传第五十七》载“（元嘉）二十八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军、郡。”《宋书·文帝纪第五》载“（元嘉）二十八年……秋七月甲辰，安东将军倭王倭济进号安东大将军。”此事在451年。

　　8、《宋书·倭国列传第五十七》载“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宋书·孝武帝纪第六》载“（大明）四年……十二月……倭国遣使献方物。”《梁书·倭国列传第四十八》载“济死，立子兴。”此事在460年。

　　9、《宋书·倭国列传第五十七》载“世祖大明六年，诏曰：‘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籓外海，禀化宁境，恭修贡职。新嗣边业，宜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宋书·孝武帝纪第六》载“（大明）六年……三月……壬寅，以倭国王世子兴为安东将军。”此事在462年。

　　10、《宋书·倭国列传第五十七》载“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此时间不详。

　　11、《宋书·顺帝纪第十》载“升明元年……冬十一月己酉，倭国遣使献方物。”此事在477年。

　　12、《宋书·倭国列传第五十七》载“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籓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遥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宋书顺帝纪第十》载“（升明）二年……五月戊午，倭国王武遣使献方物，以武为安东大将军。”此事在478年。

　　13、《南齐书·倭国列传第三十九》载“建元元年，进新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武号为镇东大将军。”《梁书·倭国列传第四十八》载“齐建元中，除武持节、督倭、新罗、任那、伽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镇东大将军。”此事在479年。

　　14、《梁书·倭国列传第四十八》载“高祖即位，进武号征东将军。”《梁书·武帝本纪中第二》载“天监元年夏四月……戊辰，车骑将军高句骊王高云进号车骑大将军。镇东大将军百济王馀大进号征东大将军。安西将军宕昌王梁弥<台页>进号镇西将军。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镇西将军河南王吐谷浑休留代进号征西将军。”此事在502年。

最后两个记录都是齐和梁建国时对各属国进行加封的行为，不能确定此时是否有倭王遣使前来，也同样无法判断此时的倭王是否仍然是倭王武。而第四条没有说明倭王的名字，第十条没有确切的时间。看到了以上的记录之后，我们很自然就会考虑，这五位倭国王是否就是日本的天皇，如果是的话又是哪五位天皇呢？从常规来考虑，我们只需要到日本的史料典籍中去寻找相应时间的天皇事迹就可以了。而记录当时事件的日本史籍就是著名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而里面正记载了从神武天皇以来直至推古女皇（628年终）和持统女皇（697年终）的神话﹑传说﹑歌谣与历史。然后，依据《记》、《纪》我们却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这还要从这两本日本现存的保存完整而成书最早的史书开始说起。

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

　　早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就记录了倭国的存在，现在普遍认为这就是日本的前身。而日本民族虽然出现较早，但他们长期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作为古代东方的唯一大国，中国的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很早。《后汉书·东夷传》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此事发生在公元57年，当时倭奴国的使者可能已经用汉字表达语义。而这个倭奴国可能就是后来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提到的狗奴国或者是后来邪马台所属的奴国，无论怎样，该国都在日本的九州一带。《后汉书·东夷传》又载“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此事发生在公元107年。而这里的“倭国王”经多方考证，当为“倭面土王”之误，而“倭面土”音近于后来的“邪马台”，写作假名便是“やまと”，其本意当为“山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详细记述了当时倭国的历史沿革、地理风貌、风土人情以及与曹魏的外交。后来唐初姚思廉所修《梁书》中说“汉灵帝光和中，倭国乱”，光和年间就是178至183年，而此前又有“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如果姚思廉所言非虚，则107年“献生口”的也就是邪马台的国王。而《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提到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先后于239年、243年、247年遣使访问曹魏，248年新立的女王台与也向魏派遣使者。《晋书·武帝纪第三》载“（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倭人来献方物。”此事在266年。仅有明确记载的使节来访就有6次之多，而《晋书·倭人传第六十七》提到这些都是在司马懿于公元238年平定了割据辽东的公孙渊父子之后开始的，载明的第一次邪马台的使节就在这之后一年。我们由此可以想见，早在公孙氏割据辽东的四十多年中，就已经对邪马台行宗主国之事，只是因为战祸使割据政权的记录没有留下而已。鉴于倭国如此频繁的通使中国，日本没有懂汉字、甚至能写表文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汉字传入日本也就不迟于公元1至3世纪了。

　　据《日本书纪》所载，神功皇后征伐新罗时（估计在4世纪中叶）把书籍从朝鲜带回日本，但正式把文字和儒学传到日本的是百济的王仁。应神天皇16年（估计为公元405年），五经博士王仁从百济到日本，献郑玄注的《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王仁到日之后，应神天皇的太子菟道稚郎拜他为师，学习中国典籍。继王仁之后，百济的五经博士纷纷到日。如继体天皇7年（513年）段杨尔到日；继体天皇10年（516年）高安茂到代替段杨尔。钦明天皇15年（554年）王柳贵到代替高安茂。随王柳贵到日的还有易博士施镕王道良、历博士固镕王保孙、医博士奈率王有按陀、采药师施镕潘量丰等人，并献医、卜、历、算等书。另外，古坟时代还有大批所谓“归化人”来日。他们都是朝鲜籍汉人，精通汉文；受到日本朝廷的欢迎，任史官或博士，并赐予姓氏。如履中天皇时（5世纪前叶）百济系汉人阿知使主任藏官（出纳），雄略天皇时（5世纪下半叶）的藏官是弓月君的子孙秦氏，藏部的记录是阿知使主的子孙东汉直和王仁的子孙西文首。这些汉人的后裔均因擅长文笔而为朝廷所用。另外，精通汉文的韩汉人身狭青和接限博德也受到雄略天皇的重用。这样，汉字汉文在日本上层阶级之间逐步推广。从前引第十二条的《宋书》所载的倭王武表文来看，当时日本的汉文水平已相当高。此外，从熊本县玉名郡江田村击坟出土的大刀铭文，以及和歌山县桥本市隅田八幡神社收藏的众物画像镜上的铭文也可知当时人的汉文水平。（W案：以上引自吴廷璆《日本史》，年代略作改动。）

　　虽然，日本人很早便开始熟悉汉字，但是其史书出现则较晚。6世纪中出现了两部现在已经无法见到的史书，其主要记载先前成于3、4世纪的神话传说及此后的历史情况。一部名为《帝纪》，别称“帝皇日继”，即天皇的系谱，其简明记载了历代天皇的名字、父母、皇子皇女、后纪、在位年数、宫城以及山陵所在地等等。另一部是《旧辞》，别称“本辞”或“先代旧辞”，是各种各样的故事和传说，汇集了众神神话以及天皇和英雄事迹、男女相思求爱故事、地名起源、歌谣由来等传说。但是后来由于大氏族也各自抄录并加入自身传说，所以宫廷和诸家都有此书，因此此后约一百年间产生混乱现象，各家所藏差别甚大乃至不辨真伪。天武天皇（673年至686年在位）下诏曰:“诸家之所赍《帝纪》及本辞，既违正实，多加虚伪。当今之时不改其失，未经几年其旨欲灭。斯乃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焉。故惟撰录《帝纪》，讨窍《旧辞》，削伪定实，欲流后叶。”于是，天武天皇决定亲自整理这两部史书，命舍人稗田阿礼加以辅助，但是整理工作还没有完成，天皇便离开了人世。此后的持统女皇（686年至697年在位）、文武天皇（697年至707年在位）均未继续这项事业。

　　到元明女皇（707年至715年在位）时重新开始修订，命当时的文学家太安万侣润色稗田阿礼的口述文本。终于在和铜5年（712年）被称为第一部史书的《古事记》问世了。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为神代卷，第二卷为神武天皇至应神天皇卷，第三卷为仁德天皇至推古天皇卷。书中掺杂很多歌谣，可见它又是一部文学书。到了元正女皇（715年至724年）时的养老4年（公元720年）由舍人亲王为总裁，编成《日本书纪》30卷和帝王谱系1卷（今已失）。它是一部模仿中国的正史体裁，用汉文书写的编年体史书，史料价值高于《古事记》。

　　这两部书所属时间有很多重合，而且太安万侣都参加了编修的工作，自然有很多的共同点。但是其区别也是明显的：两书除了在形式上有分别外，内容上的差异也很显著。在形式上，《古事记》明显地比《书纪》朴素，内容也较朴素，看似未经整理。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又不完全。在贯彻以天皇为中心和力说皇统尊严方面，《古事记》一以贯之，更为完整。以神代故事如国家诞生、天孙降临等与《书纪》的各种说法相比，表明《古事记》说法处于更加发达的阶段。在把诸氏的祖先编入皇室的系谱方面，《古事记》也远比《书纪》详细。曾有人因这些原因疑惑《古事记》是否产生于平安时代，但是随着1979年太安万侣的墓被发现，这个疑惑应当不复存在。

　　日本人在修订《记》、《纪》的时候有着很多必须遵守的原则，我这里要说的便是如下几条：

　　首先，编修时保持天皇自古一系，出自神统。天皇是神的后代，而且世系从未断绝，自古以来的天皇都是同一个家族。出于这种目的，比如改朝换代的天皇就被说成是某某前代天皇的旁系后代，从而抹杀天皇家族发生更替的事实。比如第25代武烈天皇（498年至506年在位）昏庸残暴，是个典型的暴君，他死时年仅18岁，而天皇家由于长期的王室斗争，竟无合适的继承人。此时继体天皇（507年至531年在位）出现，声称是应神天皇的5代孙，而其间的世系史书没有明确记载，然后开创了继体系的天皇朝廷，经过斗争终于在525年才真正进入畿内。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个典型的改朝换代的活动，武烈天皇便是前朝末代暴君，而继体天皇是开国圣主。无独有偶，不少学者对于应神天皇（估计在4世纪末至5世纪初在位）的地位也产生了怀疑。比如鹫崎弘朋便认为应神天皇乃是神功皇后（估计4世纪下半叶在位）的女婿，胎中征讨朝鲜半岛暗示他是在当天皇前担任的统帅，而其事迹与神功皇后有相似的地方，似乎为一人事迹分作二人。而以宇佐八幡宫为首的全国四万六百余座八幡神社中纪念的正是武神的形象，即应神天皇，由此认为宇佐八幡宫乃是应神天皇的皇家神庙。同时，为了和神代连接，在崇神天皇（约3世纪末到4世纪初）之前还有以神武天皇为开端的九代天皇，其中神武天皇的事迹和崇神天皇相似，故不少学者认为当系一人，而其他八代天皇则被称为“欠史八代”即事迹极少。由此，有人将《日本书纪》中从崇神天皇开始的32代天皇分为至少三段，即崇神到仲哀5代约70年、神功应神到武烈11代约140年、继体到持统16代约190年。

　　其次，编修的时候已经比较晚近，于是可以参考大量中国的和朝鲜的史籍。比如中国的正史此时已经有《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晋书》、《隋书》、《南史》、《北史》15部之多，而朝鲜也当有一定的可考文献存在。太安万侣和舍人亲王等必定能够看到这些史料中的相当大部分，以此辅助对原有日本历史传说的整理。然而，在考订时难免发生错误。比如，太安万侣认为神功皇后就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的卑弥呼，于是将神功的年岁拉至三国时期，因此提前了百余年。而这就带来了后面的问题，多出来的一百余年就必须分摊到此后的天皇身上。越近世的天皇事迹知道得越多，在位时间和享年不便改动过多，而紧接着神功皇后的应神和仁德则都被拉长了。应神天皇在位41年，享年111岁；仁德天皇在位87年，享年143岁。而从日本推古女皇直至昭和天皇，其平均寿命不过47岁，何以早代的天皇都如此长寿呢？不但神功以下的天皇有年岁拉长的现象，仲哀以上的也有同样情况发生，以至于崇神天皇被排到了公元前97年，而神武天皇更是被排到了公元前660年。就这样，《日本书纪》将大和国家的建立提前了将近1000年。

　　再次，在学会了汉字、唐律、儒学的同时，日本的大国意识也不断萌发，在编修史书的时候也学会了“春秋笔法”。太安万侣、舍人亲王等虽然认为神功皇后就是向曹魏遣使朝贡的卑弥呼，但是在全书中未作任何明确说明，只是将中国史籍中关于卑弥呼的记载按年份分立于书中。神的后代日本天皇向他国称臣受封，这是不可容忍的，即便是史实也不当自己确认，这就是对这些编撰者来说最头疼的事。然而，这种并列附书的方式已经默认了这种事实，所以在他们自己看来也不能算是伪史。这对于后来的倭五王也是一样的，编撰者同样感到伤脑筋，所以干脆提也不提，不过在时间上这还是基本符合的。在书中没有提到倭五王的另一原因在于这些王（天皇）之间的亲属关系和中国史籍有所分歧，一方面可能是《宋书》等的错误，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维护天皇万世一系而作了违心的篡改。这个问题后面我还将展开，在此暂告段落。对于春秋笔法的使用，表现在对于朝鲜三国的交往上，三国的使者都被称为来“朝”，日本俨然是一个宗主国的地位。同样，这两部史书中还略去了对朝鲜战斗中的不少失败事件，而以记载胜利为主。

　　鉴于以上的几点，虽然《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是研究早期日本历史极有价值的史料，但是其弊病也很明显。因此，我们不能仅凭借《记》、《纪》的内容来判定倭五王的问题。而现在的不少日本学者也宁可相信早出中国的史籍而不用这两部书。不过，我们在以考察中国史籍为主的时候也不能排除误记误信的问题。

二、“大和说”和“九州说”：

　　大多数近世的学者，无论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都认为倭五王就是五位日本天皇，即“大和朝廷说”。

　　因为倭王武的活动时间与日本雄略天皇时间相吻合，而且事迹上也符合。同时雄略天皇名为“大泊濑幼武”，中国史籍中的“武”极可能就来源于此。由此，倭王武就是雄略天皇的说法被“大和朝廷说”的支持者广泛接受。

　　同样，按照倭王兴是武的兄弟的说法，发现雄略与之前安康天皇正是兄弟。而据《日本书纪》载安康天皇是篡位上台的，这也与《宋书》中“世子”的说法相符，表明名不正而待扶正。再次，安康天皇名为“穴穗”，“穴”与“兴”形相近，也可能被误记为“兴”。所以，倭王兴是安康天皇的说法也被广泛接受。但有人提出兴是安康天皇未即位而被杀的兄弟前朝太子木梨轻王子。虽然木梨轻王子是太子，符合“世子”的称号，但他没有真正成为日本的统治者，很快就被杀害，根本不可能两次遣使中国。所以，木梨轻王子是倭王兴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再由倭王济是兴和武的父亲来看，也当是安康和雄略的父亲允恭天皇。允恭名为“雄朝津间稚子宿祢”，其中的“津”不但和“济”音近形也近，所以允恭天皇就是倭王济的说法也被普遍接受了。

　　这样来看，五位倭王已经对上了三位，似乎问题可以一步步迎刃而解。然而，顺利的核对到此结束，接下来发生的问题是致命性的。《宋书》中没有说明倭王珍（弥）和济的关系，而《梁书》认为是父子；《宋书》和《梁书》又都认为倭王赞和倭王珍（弥）是兄弟关系。然而《日本书纪》在对应时期的这些天皇里却找不到符合的人选，允恭天皇与此前的履中和反正两为天皇都是仁德天皇的儿子，而仁德天皇的父亲便是赫赫有名的应神天皇。以上所述关系见下图：

很明显，无论是《宋书》还是《梁书》的记载都不能和《日本书纪》相吻合。关于这个问题“大和说”的支持者们一下子分为数派，有的认为赞是应神天皇、珍是仁德天皇，有的认为赞是履中天皇、珍是反正天皇，也有的提出这是6个天皇的记载。

　　认为赞是应神天皇的依据是《梁书》中提到的弥（珍）和济的父子关系，他们由此认为弥就是允恭天皇的父亲仁德天皇，则进一步认为赞是仁德天皇的父亲应神天皇。他们指出，《宋书》和《梁书》中对于赞和珍（弥）是兄弟关系的说法是误记，当为父子关系，然而他们无法说明其发生错误的理由。从正常的思路来考虑，将前后两位兄弟关系的王误认为是父子关系的可能性较大，反之则不然。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一些学者提出这与应神天皇的太子菟道稚郎有关。据《日本书纪》载，应神天皇死后太子菟道稚郎不愿即位，要让位于仁德天皇，而仁德天皇不肯接受，以至于皇位空缺达三年，直到菟道稚郎自杀后才即位。《宋书》所说的珍乃赞之弟是仁德天皇述说太子菟道稚郎死后弟继兄位的情况。而我们都会想象，《纪》很可能是美化了仁德天皇争夺王位的事迹，这可能是一场宫廷政变，而《纪》中也写了大中彦和大山守两个王子也死于这场宫变。即便仁德天皇不是夺位者，对于这样一件不光彩的事件也不大可能写入给他国的国书之中，况且菟道稚郎没有登基为天皇的记录。所以，这样的解释还是不能令人满意。

　　支持赞是履中天皇的理由很简单，关键在于对《宋书》和《梁书》记载差别的认识。《宋书》和《梁书》记载根本上的区别在于《梁书》说第一条中的倭王就是赞，而济是弥（珍）的儿子，《宋书》对这些问题都没有交代。该派意见的支持者采用完全信任《宋书》而不采纳《梁书》所述的做法。《宋书》的纪传部分完成于齐武帝永明六年（488年），诸志完成于隆昌元年（494年）之后，纪传部分在短时间内完成是因为编修是采用了大量早先编撰的史料文献，则所采史料离倭五王时代很近。而编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是位对史实非常忠实的学者，全书没有神话方面的内容，记录引用了大量官方文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对于这样可信的编者和史料，实在不应当横加怀疑，由此也不当怀疑《宋书》所说赞和珍的兄弟关系。而《梁书》乃是唐初姚思廉所编，离开倭五王时代较沈约远，而所获史料未必能超过《宋书》，则与《宋书》所述有分别的两条不能排除是姚思廉猜测推断的可能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再采用《梁书》的说法，《南史》大量参考《梁书》也不考虑。而在这个时期的日本天皇中满足两对兄弟关系的只有履中和反正、安康和雄略，由此履中天皇就是倭王赞，而反正天皇就是倭王珍（弥），而反正天皇名为“瑞齿别”，“珍”可能就来源于“瑞”字。然而，这种意见也存在不足，即从记载倭王赞的第一次出现421年到倭王珍的记载438年，前后相差17年；而《日本书纪》中两位天皇在位时间的总和为12年，比《宋书》所述反而短了。我们前面提到过，《日本书纪》编撰时为了将神功皇后提前到三国时期，故而出现将各天皇在位时间拉长的现象，即便时间没有拉长的天皇也不当出现缩短的情况，这是无法想象的。鉴于这个问题的存在，第二种意见也不能令人满意。

　　认为存在6为天皇向中国派遣使者的意见，也和第二种意见一样，要建立在对《宋书》的采用和对《梁书》的放弃上。但是所不同的是，该派意见更加注意第四条记录。该记录中没有说明是哪位天皇，当然也就存在既不是赞又不是珍的可能。他们由此指出珍和赞的兄弟关系是珍和这位不知名号的倭王兄弟关系的误解，而这位不知名号的倭王就是履中天皇，而珍是履中的兄弟反正，赞就是他们的父亲仁德。于是倭五王变成了“倭六王”。然而这种观点还是存在不足，因为依据后面记录的惯例，如果倭王发生了更替在下次遣使的时候必定会向宋廷说明，这牵涉到封号的继承问题。而如果430年那次遣使的不再是倭王赞，那么为什么没有说明王位已经发生了更替？而在438年遣使的时候却又说明了更替？依照《宋书》的记述，很容易认为430年的还是赞，因为后面所说的珍是赞的兄弟，沈约在编修这部分内容时不可能没想到这点，他难道是故意留下这个陷阱的吗？也就是这个假设，既要使得这位倭王在430年遣使，又要使他不报名号，且不说明王位更替，这点也缺乏说服力。

　　正是由于“大和朝廷说”的支持者们莫衷一是，所以“九州说”应运而生。该说认为，在公元5世纪甚至到了7世纪初，日本还存在着畿内和九州两个国家并立的情况，而倭五王就是九州国家的国王，而不是天皇。因为否认了倭五王和天皇存在对应关系，所以后面也就不用再分析谁是谁了。这种观点一方面是受到邪马台国“九州说”的启发（这个我们到后面再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天皇的颜面。包括倭五王乃至后来《隋书·倭国列传第四十六》中记载的倭王都不是天皇，那么天皇也就不存在向他国称臣的问题了，于是天皇的威严得以延续。鹫崎弘朋明确指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据史料记载倭（日本）从366年与百济同盟至663年在白村江败于唐新罗联军和668年的高句丽灭亡的303年间，倭（日本）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与朝鲜相关的年份达81条之多。平均4年就有一次，而且在这300多年间基本连续，此外还有倭国万余大军陆续开赴朝鲜的记录。这都是要建立在日本国内政治军事统一的前提下才能考虑的，而处于活跃期的倭五王自然只能是大和朝廷的天皇。

　　第二，可能是倭王赞所对应天皇的仁德和他父亲应神都是世界上最大古墓的建造者和拥有者，能够花费如此大的精力表明当时的大和国家体制已经比较完备，而且也拥有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这是考古表明了的。相反，如果这时存在西面的九州和东面的大和两分对峙的话，九州国家又怎么可能在存在仁德、应神时拥有如此强大政治军事力量的大和在背后的情况下，贸然向朝鲜输送大军呢？九州国家又何以放弃国内的统一而优先经略相隔200公里海路的朝鲜半岛呢？这种情况是必须在政治军事层面上全局考虑的。

　　第三，之所以中国史书中有关倭五王的记载和日本史书中有矛盾冲突，那是因为日本史书的编修者故意所为。这点我在谈《纪》的编修特点时已经讲了。他们是有意使得两者不甚吻合，而使天皇不必就是向中国称臣之倭王，从而保障天皇和日本的颜面。

　　第四，“九州说”最大的根据在于《隋书》中600年、607年、608年日中交涉的记录。其最大论点在于这里记录的倭国王是男帝而不是女帝。据《隋书》载“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王妻号鸡弥，后宫有女六七百人。”这就表明所记的王是男王。然而，当时的日本国王是推古女皇，这个矛盾就是“九州说”支持者最大的根基，他们主张和隋朝交涉的是九州王朝的男王。然而这个说法显然不正确。《隋书》所载“阿每·多利思北孤”（アマ·タリシヒコ）就是天足彦（アマタリシヒコ），为了避天皇的讳经常会称为足彦（タラシヒコ），即这里解释为一般天皇的通说更为妥当。而607年和608年《日本书纪》上记载的日中交涉事宜和《隋书》完全一致。只是《隋书》上607年称“其王多利思北孤”和608年称“倭王”是一般称号的问题罢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600年条的“王妻号鸡弥，后宫有女六七百人”。然而此时乃是圣德太子摄政，国政全权委托于他，他是事实上的国王（倭王），《十七条宪法》以及给隋炀帝写着“日出处天子”云云的国书都是由圣德太子颁发。此时的圣德太子是在国内和国外都活跃着的事实上的国王，而《隋书》就反映了这种情况，这样的推定是妥当的。《日本书纪》的编修者也同样看到了《隋书》，并从中借用了347字。而《隋书》600年条的记录也使得编修者们感到头疼，为了避免《隋书》所载事实上的倭王（圣德太子——男王）与《日本书纪》的形式上的倭王（推古天皇——女帝）并存而产生混乱，600年遣隋使在《日本书纪》上就没有记载。由此，600年条是《日本书纪》编修者出于消除困惑的目的有意删去的，而说这《日本书纪》上所没有的纪录是九州王朝使节的说法是错误的。

　　此外，所列的第十二条记录中倭王武所写的追述先王征伐功绩的表文也表明这绝不是九州王朝。毛人国便是所谓虾夷人，在大和东，九州王朝不可能越过大和而攻击他们；九州已经在日本最西面，也不再可能征服所谓的西夷。这样的表文只能是出自大和朝廷之手，则倭王武是天皇也就毫无疑问了。

三、倭王们的真面目：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否定了诸多观点，仍然没有得到倭五王到底是哪几位天皇的答案。这令人有些灰心，莫非我们确实无法从史料中寻得真相吗？我尝试作一些探索，似乎可以解决得更好些。

　　让我们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赞和珍的关系上来。《日本书纪》虽然有着很多的错误，尤其在天皇在位的年代上有意拉长，将本非一系的天皇粘合在一道，但是其中所记载的事迹从应神天皇以下应当还有一定可信度。这样一来，如果不改变《宋书》所说各王关系也就无法和《日本书纪》匹配。和“大和说”第三种观点类似，我也认为济并非珍之子，珍也并非赞之弟，前一个原因就是排除《梁书》的结果，而与后一个判断相应的看法却不同。我不认为在430年遣使是一位既非倭王赞又非倭王珍的倭王，而认为这还是原来的倭王赞，沈约如此安排是因为他觉得这种推测很自然，无需明言。那么从421年到430年出现的就都是同一个倭王了，而到了438年出现的就是倭王珍，其间相差了8年。依照《纪》，履中天皇和反正天皇在位的时间都不长，皆记作6年；而《纪》当只会将天皇在位时间拉长，所以这两位天皇的实际在位时间不会超过6年。我们发现在430年至438年之间恰好能够放入一位天皇的统治时期，如果那位天皇在此期间在位，则就说明他没有向宋廷遣使，也当然就没有他的名字了。这么看将仁德天皇之子履中放到其中正合适，而到了他去世之后，下一位天皇反正才有遣使来朝，说明兄长去世自己即位。由于宋廷不知道有履中天皇的存在，自然有可能误认为反正天皇所说的兄长便是先前的赞（仁德），于是记下珍是赞的兄弟。由此，这些问题就都获得了解决，得到和“大和说”第三种意见相同的结果：赞——仁德、珍——反正、济——允恭、兴——安康、武——雄略。这里和该意见的最大区别在于，从421年到478年向宋廷遣使的还是五位天皇，即不必是“倭六王”。

　　如果《纪》所载履中、反正、安康三位在位时间短暂的天皇的在位年限是正确的话，既没有被拉长，再按照《纪》上对应的登基、驾崩的月份及《宋书》所载的进贡的月份，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年表：
仁德天皇（???——431）赞
履中天皇（431——436）
反正天皇（437——442）珍
允恭天皇（442——459）济
安康天皇（459——462）兴
雄略天皇（462——???）武

　　一些学者在处理《宋书》没有记载济与珍关系、《日本书纪》说反正与允恭为兄弟、《梁书》说济乃弥之子的矛盾上也是很慎重的。他们提出《宋书》没有记载是因为确实不知道他们之间存在的血缘关系，或者说他们之间没有什么血缘关系；而《日本书纪》则是依照万世一系的原则将允恭置于仁德之子的地位，这是政治因素的考虑；《梁书》所说的关系不知其依据为何。注意到，允恭天皇的本名是“雄朝津间稚子宿祢”，而“宿祢”这个词是代表天皇的臣下豪族身份的姓氏称号之一。大和朝廷导入氏姓制度这一政治身份制度是为了将诸豪族纳入以天皇家族为中心的组织之中。“宿祢”这个姓是684年天武天皇制定的“八色姓”中8个阶级姓中的一个，无论如何将一个臣下意思的姓“宿祢”冠在天皇的名字上都很难令人理解。名字上加有“宿祢”这个姓的人成为天皇，表明当时发生了宫廷政变，允恭天皇讨死了反正天皇而登基。事实上，允恭天皇既非反正天皇的弟弟，也不是仁德天皇的儿子，他只是一个豪族。鉴于万世一系的主张，《日本书纪》从来不记述王朝交替和天皇血缘的变化，所以就将允恭天皇说成是反正天皇的弟弟。也就是说，应神的后代到了反正的时候也就暂告一段落，直到允恭天皇的孙子清宁天皇以后皇位又回到履中天皇的孙子手里。这期间允恭家族经历了4代天皇，统治了日本40多年。

　　这样，我们就将421年至478年间的10次遣使所对应的天皇都弄清楚了，那么第一条记录也就是413年遣使又是哪位天皇呢？依据《梁书》，这位倭王是赞，也就是仁德天皇，然而为什么《宋书》没有记载这位天皇的名字呢？《梁书》的依据又何在呢？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考察才能得出结论。这位究竟是仁德天皇，还是他的父亲赫赫有名的应神天皇？

　　《日本书纪》对天皇的年代有很多错误的记载，神功皇后和应神天皇的相关内容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发现，从神功皇后46年开始一直到应神天皇16年止的这40年间，都附记了百济王室的更替事件，这段的年表和百济王室从近肖古王、近仇首王、枕流王、辰斯王、阿华王、腆支王的更替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就应当是对应于这些百济王的时间，而不是由《纪》得到的那个被拉长的年表。可以明确得到，神功皇后与应神天皇的交接年代为公元389年和390年，即应神天皇即位于390年，神功皇后死于389年。这同时也表明，神功皇后摄政时期是确实存在的，至少从366年到389年属于这个时期。这也就给应神天皇是否真的是如某些学者所说的是改朝换代者打上了个问号。如前所述，有人认为应神天皇是神功皇后的女婿，在仲哀天皇驾崩时已经成年并领兵攻打新罗，而后在神功皇后的支持下成为新天皇。当真如此的话，似乎就不当有至少长达23年的神功皇后摄政时期，应当很快进入应神朝纪元，或者神功摄政时期也有大量应神天皇活动的记录。神功时期的存在也使得神功和应神是同一原形的假说破灭，切切实实的表明在4世纪下半叶日本存在着一位强大的女性。由此，应神系的天皇也就和崇神系合为一系，从3世纪末到6世纪初统治日本，其间当除去允恭家族的40多年。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应神天皇在405年之后的记录也是正确的呢？答案是否定的。《日本书纪》载“（应神天皇）二十五年，百济直支王薨，即子久尔辛立为王。……三十九年春二月，百济直支王遣其妹新齐都媛以令仕。”首先，如果按年份核算，直支王（腆支王）死于420年左右，当为应神天皇31年（如果存在31年的话），而此记在25年显然有误。更令人困惑的是，已死了14年的百济直支王竟然可以派遣他的妹妹来日本，难道是亡灵之命乎？所以其中必定有差错。纵查仁德、履中、反正诸帝纪，都没有能够明确说明年代的百济王更替时间了，所以继续依靠百济王年表不能解决问题。然而我们发现《应神纪》载“三十七年春二月，戊午朔，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于吴，令求缝工女。爰阿知使主等渡高丽国，欲达于吴。则至高丽，更不知道路，乞知道者于高丽。高丽王乃副久礼波、久礼志二人为导者，由是得通吴。吴王于是与工女兄媛、弟媛、吴织、穴织四妇女。”这表明应神天皇时遣使往吴（日本对中国南朝的统称），而且道经高句丽，而同高句丽使者一起到达南朝。这正与第一条记录相吻合，而《义熙起居注》载“倭国献貂皮人参”，这都是朝鲜的特产，也就是说此即应当为该次访问。即应神天皇确实曾向东晋遣使，而且在413年。据《日本书纪》，4年后应神天皇去世，当在417年左右。经过三年的争位斗争后，仁德天皇终于登基，此当在420年左右，登基后仁德天皇便发出使者于第二年二月到达。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倭国415年和新罗人战于风岛以后，直到431年才与新罗有下一次交战的记录，而418年新罗在日本的人质王弟未斯欣得以逃还。这都表明在415年至421年间，尤其在418年的时候，倭国发生了动乱，很有可能就是仁德天皇即位前的这场王位争夺战。

　　因此，在东晋时遣使的那位倭王不是仁德天皇，而是应神天皇，《梁书》的记载依据还是有很大疑问的。这么一来，如果算上应神天皇，也可以说这个时代是“倭六王”，如果再加上没有遣使的履中天皇，或许说是“倭七王”也不无道理。

　　《日本书纪》载“（雄略天皇）二十年……百济记云盖卤王乙卯年冬，貊大军来攻大城。七日七夜，王城降陷，遂失尉礼国。王及大后、王子等，皆没敌手。……二十三年夏四月，百济文斤王薨。天皇以昆支王五子中，第二末多王幼年聪明，敕唤内里，亲抚头面，诫敕殷勤，使王其国。仍赐兵器，并遣筑紫国军士五百人，卫送于国，是为东城王。……八月庚午朔丙子，天皇疾弥甚。与百寮辞诀，握手歔欷，崩于大殿。”这段时间也与百济王年表相合，“文斤王”当为三斤王，说明雄略天皇当在公元479年左右去世，这已经和《纪》所的天皇年表一致，即雄略以下各天皇年表当是正确的。

　　从390年到479年的这90年，是日本古坟时代的重要时期，也是日本和中国频繁交流的时期。此时日本刚刚完成统一不久，接着在中断了与中国交涉147年之后重建联系，并不断谋取中国南朝的加封，希望获得在朝鲜的名义和霸权，这也是日本向海外扩张的重要时期。在我们着重讨论这个时期的日本对外史之前，先看一下在此前一些的情况。

　　离大和朝廷时间上较近的日本国家就是邪马台女王国，即山门。该国活动于公元2世纪初到3世纪，对其情况了解的主要来源就是著名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对于其位置历来有“九州说”和“畿内说”两种，我支持“九州说”。如果撇开所记的里程数，仅依照位置关系也就可以想当然的得到邪马台在北九州的结论。然而问题就出在这些里程上，这也是“大和说”的主要依据。从带方（在今海州附近）下海，沿着朝鲜半岛的海岸线，忽而向东忽而向南，航行“七千余里”，就可以到达邪马台的对岸“狗邪韩”（即伽倻，今金海郡附近）。然后，再向南航行“千余里”到达对马岛（当为对马南岛），再航行“千余里”到达“一支”（即壹岐岛），又航行“千余里”登岸到达“末卢”（今松浦附近），再向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即怡土），再向东南走“百里”到“奴国”（即傩），向东走“百里”到“不弥”（今宇美附近），向南水行到“投马”（但马？），向南水行或陆行到“邪马台”（即山门）。事实上，通过对伽倻、对马、壹岐三个比较明确的地点的观察，我们发现这里所讲的“里”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绝对不是中国的距离单位，可能是某东北亚古国采用的，要比中国的“里”小得多，大约是80米左右的长度。这点也可以从带方到伽倻的说法看出来，这段路程的实际距离是600多公里，也可以和“七千余里”得出“1里”约等于80米的结果。对长度单位“里”确立了正确的概念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三国志》所说的地方都在北九州，这点也与邪马台南面尚有狗奴国相符合，狗奴就在九州中南部。前段时间看到明代绘制的地图中，就是因为对于这个“里”的理解错误，造成地图上将日本列岛的线度放大了5倍左右。

从日本的神话来分析，可以得出日本的神有三大系统的结论，他们分别是高天原系（天孙民族系）、出云系（国津神系）和筑紫系（南方民族系）。高天原系就是后来成为日本主体的大和国家，最初活动在近畿；出云系是活动在中国的一个国家，曾经在4世纪前期与大和进行过激战，最终被吞并灭亡；筑紫系就是被称为“邪马台”的山门国，活动区域在北九州，是一个结构松散的政教合一国家，当出云王朝被灭亡之后山门国在大和的攻势下迅速败亡，前后可能只有几年的时间。早期日本除了这三个国家外，还有控制着九州中南部的熊袭，即狗奴国。4世纪中期，已经控制了半个日本列岛的大和国家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在征讨熊袭上，景行天皇、日本武尊都曾经与其激战，乃至后来的仲哀天皇还在战斗中死去，熊袭的问题可能一直到神功皇后时期才基本解决。灭亡出云、山门、熊袭三大势力，也就是雄略天皇在给宋廷表张中写的“西服众夷六十六国”。而在近畿的东面起先都是被称为毛人的虾夷部落，他们分布很广直至北海道。在西略的同时，大和国家于4世纪中期用了较短的时间取得了比较荒凉的中部、关中、东北各地方，将虾夷人基本都赶到了北海道。这就是所谓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其中仅有越国比较有力。通过3世纪末开始直到4世纪下半叶的统一战争，大和国家已经基本控制了除北海道之外的整个日本列岛，周围小岛上的小部落也都成为属国。在基本完成了国内统一之后，大和朝廷的海外扩张也随之开始。

　　其实早在完成统一战争之前，大和已经向海外张望了。4世纪初，大和还在和出云激战的时候，便和慕韩诸国中的任那取得了联系。等到仲哀天皇时，九州的熊袭仍然不肯臣服，仲哀天皇战死后神功皇后毅然决定先放弃讨灭熊袭而向朝鲜半岛的新罗开战。公元366年，百济与日本结为同盟，日本向半岛的攻势终于开始了。到了369年，大和朝廷在半岛获得大胜，对伽倻各国的羁弥统治由此开端。伽倻各国在百济和新罗的夹缝中难以独立生存，随时都有灭亡的可能，于是依靠强大的日本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加之日本在该地有大量移民，同时设置了国司进行管理，驻守军队保障利益，伽倻各国渐渐变成日本的附属国、殖民地乃至自治领。甚至有“任那日本府”的说法，即此区域已经完全成为日本的领土和建制。神功皇后对朝鲜的攻略是卓有成效的，而继神功之后的应神天皇则更是野心勃勃，“倭五王时代”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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