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委奴国王”金印及中国人“倭国”概念的形成等

宝冢定纲　撰

　　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枚，顿时轰动全日本。如果这枚金印确系中国东汉所赐，则足以证明《后汉书》的相关记载准确无误。但是在此后百余年间因为没有其他考古学上的证据可以证明该金印是中国制造，所以一直有“真印说”、“假印说”（无原型的假造）、“伪印说”（有原型的仿造）并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国云南宁西“滇王之印”的出土。
　　“汉委奴国王”印为纯金制成，上部为蛇钮，下部印面为二点三四厘米见方，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阴刻篆字。[1] 而“滇王之印”无论在尺寸、字形、钮形及雕刻工艺上都与其十分接近，这大大增加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性。此印一出，论争顿减，但却没有彻底平息。有的学者指出，“滇王之印”乃是汉武帝时赐予滇王尝羌的金印，距离《后汉书》中所述年代相差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因此“滇王之印”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旁证，如果要确认“汉委奴国王”金印的真实性必须有更为充分的考古发现支撑。
　　1981年2月中国江苏邗江出土了一枚“广陵王玺”金印，该印的出土彻底结束了这场论争，完全肯定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性及《后汉书》相关记载的准确性。“广陵王玺”龟钮金质，除钮形不同外，质地、印体造型和印文字样风格都和前印颇为相似。据考证，该印乃是汉光武帝赐给儿子第一代广陵王刘荆的印信，时间是在公元58年，仅比光武帝赐印给倭奴国王晚一年。西汉典章规定“诸侯王，金玺盭绶，掌治其国”，东汉时“金玺”未变，仅改为“诸侯王赤绶”，徐广注曰：“太子及诸侯王金印、龟钮、纁赤绶。”由此可见“广陵王玺”、“汉委奴国王”印都和东汉典章制度相吻合。
　　但是金印的真实性得以印证之后，关于倭奴国的问题却没有完全解决，尤其是对“委奴”二字的解释上。有些学者认为“委”字作委任解，即将印上文字解释为汉朝委任的奴国国王。但是从汉代及之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王朝对外派送的印信中从未有作委任解的“委”字先例，所以此说支持者甚少。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委”和“倭”相通，“委奴国”即“倭奴国”。但是，“倭奴国”究竟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还是“倭”之“奴国”的意思呢，这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认为是连称“倭奴国”的理由主要是：一、中国史籍中提及光武帝时此事均称“倭奴国”而不见简略为“奴国”的；二、中国王朝对外赐予封号一般都采用二断的称呼，如“汉·匈奴·左贤王”，则该印上文字当为“汉·委奴·国王”。由此，“倭奴国”便成为一个不能完全等同于《魏志》《倭人传》中“奴国”的名字。台湾史学家王勇先生由此大胆地提出“倭奴”是“阿伊努”的对音，即“倭奴国”是虾夷人国家。此假说惊世骇俗，但是缺乏其他的旁证，仅是为比对而作的比对，暂备一说。
　　主张是“倭”之“奴国”的学者则更多相信其与“奴国”的联系，由此他们也推定福冈平野就是奴国的势力范围，并推断伊都国的位置。这是邪马台“九州说”学者通常所采用的观点，也是基于“倭”的总称已经形成的状况。
　　就我们而言，更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即使“倭奴国”真的可以按照“倭”之“奴国”来解释，也未必就是邻近伊都国的那个，因为据《魏志》《倭人传》还有另一个仅录名的“奴国”。《倭人传》载“倭人……今使译所通三十国”，而从对马国开始至狗奴国总共30个，不多不少，表明两个“奴国”并非重出。事实上我们还注意到，在这些国家中除了两个“奴国”外，还有弥奴国、姐奴国、苏奴国、华奴苏奴国、鬼奴国、乌奴国、狗奴国等7个以“奴”结尾的国名。这种状况很有可能是由一个倭奴人的大集团分裂而成各国的反映，即在邪马台邦联之前很可能存在另一个范围较大的倭人国家，所以其才有能力向东汉朝贡并受封为王。同时，我们认为因为金印在志贺岛出土就认为此地即伊都国附近之奴国地域，是缺乏根据的。
　　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有待解释，即“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中“倭国极南界”的说法。志贺岛在九州岛北端，如果这里的倭国和《魏志》《倭人传》中九州的大致地域，则就无法解释这个说法。否则，“倭国”就应当是指包括本州在内的更大范围，而“倭奴国”就应当至少包括九州岛的相当部分，这也间接支持了我们大“倭奴国”的观点。那么《后汉书》中“倭国”的范围远超于九州意味着什么呢？表征着范晔等当时的史家也主张邪马台“畿内说”吗？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由上表我们清楚地看到，约成于公元432年的《后汉书》是第一部将日本称为“倭国”的中国正史，这种称呼除了648年完成的用以补记晋朝史事的《晋书》外一直持续得到使用，直至945年的《旧唐书》中与“日本”并称，到了1060年则完全被“日本”取代。即“倭国”的称呼持续了整整500至600年，范晔则是这么称呼的第一人。而此前的自西汉至晋代却一直将日本称为“倭”或者“倭人”，还没有“倭国”的概念，这样的时间大约也有600年之久。这说明，在5世纪以前，中国人眼里的日本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他们知识结构松散的邦联，甚至仅仅是一个民族系统。而在5世纪使得当时中国人观念发生变化的无疑是自《宋书》以降各史书中记载的“倭王”遣使献见，即传统意义上说的“倭五王”。正是从这些使节口中，尤其是从倭王武进献的表文中，中国的王朝统治者们了解到日本列岛发生了变化，一个统一的强势政权已经形成，冠以“国”的称呼名副其实。而432年范晔完成《后汉书》时，已经距413年倭国第一次遣使将近20年，并且又经历过421年、425年、430年的后续三次倭国遣使。所以，范晔完全有可能已经认识到了日本发生的变化，并且部分了解了倭国的地理位置等情况，他以自己富有远见的修史观念，毅然将“倭人”改为“倭国”，并在叙述300多年前倭奴国位置时准确地提出“倭国之极南界也”的说法。
　　同时，范晔“倭国之极南界”的说法也表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九州在日本列岛的南部，如果是从九州向近畿行进，即使方向误认也只会夸大北向，即根本不可能将“东行”误认为“南行”。虽然《三国志》的成书年代比《后汉书》早了百余年，但是这期间定方位的技术早已成熟，《三国志》的方向记载也应该是准确的。而将“东北行”称为“东行”或者“北行”这完全是记叙的习惯问题，即使在今日的朝鲜半岛上用“南道”和“北道”冠名的各地方也根本不是什么严格的南北方位关系，这就是人们习惯的体现。此外，《隋书》中记载了裴清亲赴日本的记录，称他向东行，则也没有发生任何以东为南的偏差。所以，除非将《魏志》《倭人传》中的“南”都视作误写误刻，而不是方向的误认，就无法满足“近畿说”支持者们的方位需要。
　　由此，我们小结这一节的观点：一、“汉委奴国王”金印是真印，出土地点在古代倭奴国范围内。二、倭奴国不简单等同于《魏志》《倭人传》中的“奴国”，而是一个涵盖九州岛相当大部分的早期倭人国家。三、自《后汉书》起“倭人”改称“倭国”，日本列岛上统一国家概念传入中国。四、《后汉书》没有方位误认，推测《三国志》记载中也没有对邪马台发生方位误认。

注：
1、引自张声振《中日关系史》1986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