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王国位置之谜
宝塚定纲 撰
《隋书》卷四十六《倭国传》载:“明年(即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度百济,行至竹岛,南望<身冉>罗国,经都斯麻国,乃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又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倭。倭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后十日,又遣大礼哥多毗,从二百余骑郊劳。既至彼都……”
这就是隋代自三国曹魏派遣梯俊、张政访问邪马台三百六十年后首次对日本访问的记录,文林郎裴清即裴世清也因此而被载入史册,其事迹广为流传。但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并不是关于裴世清的问题,而是这位大隋遣倭使前往倭国都城所经的“秦王国”。

图1、隋唐时代中国遣日船(宁波船)
秦王国之所以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不仅因为它是大隋遣倭使所经路程上比对最为困难位置关系最为迷茫的一地,更关键的是其后附有“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的描述。这个似乎是由渡来移民在列岛上建立的分国当然对于整个东亚史学界来说都是极具吸引力的热点。秦王国研究不但需要日本史、中国史、日中交往史方面的考查,长期作为中日交流中转站的朝鲜半岛历史也当置于很重要的地位,予以充分考虑。这里我们将简单探讨秦王国的位置之谜。
至今为止,将裴世清一行所经的竹岛比对为珍岛、<身冉>罗国比对为耽罗即济州、都斯麻国比对为对马、一支国比对为壹岐、竹斯比对为筑紫大都没有疑义。但关于秦王国的位置比定则存在多种说法,主要有严岛说、长门说、周防说和丰前说四种观点。其中严岛说由松下见林提出,但由于其分析及依据暧昧不明,故鲜有支持者,此处不再赘言。
一、长门说批判:
长门说是由不少对中国侧史料深信不疑的人提出的,他们严格从《隋书倭国传》的形成描述出发,将竹斯国扩大解释为整个九州岛,并认定自秦王国起之后“经十余国,达于海岸”都是陆路旅程。由此,秦王国自然位于本州岛上。基于这些分析,位于今山口县西部与九州岛仅隔一狭窄关门海峡的东邻长门就是有力的候补地点了。然而,这种说法不但缺乏旁证,而且其前提假设也偏于武断。
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只是单从解释《隋书》文字的角度出发并不真正具有说服力,无法完全解决秦王国的具体位置问题,更何况《隋书》中的记述也不总那么准确,存在疑问的描述随处可见,它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可靠。
仔细考察其记载后,我们不禁要无不惋惜地将我们对其的信任度大打折扣。比如,壹岐实际上在对马的东南偏南方向,可《隋书》上却将“一支国”写成了在“都斯麻国”之“东”。而且对马海峡中常年有着基本保持西南至东北流向的洋流,很难想象实际航行中会出现船头长期向东的情形。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隋书》所承袭隋使记录的叙述态度至少是不够严谨的。如果这则细节问题仍无法使您放弃对中国侧史料的坚定信念(请注意我所说的是信念而不是客观科学的认知态度)的话,那么我们再举一例。自百济向日本列岛航行的前段无疑是沿岸的近海航程,而所谓“行至竹岛”即珍岛就映证了这点。但《隋书倭国传》在记述从百济至倭路径时写道:“度百济,行至竹岛,南望<身冉>罗国”。朝鲜半岛距离济州岛最近处也达50多公里,凭借肉眼纵使是在晴朗平静的海面上也完全不可能看到。因此,我们只能将“南望<身冉>罗国”一句理解为艺术夸张或比拟的文学笔法,这种叙述形式的存在当然暴露了《隋书》的真实性问题。如果将视角进一步放大,我们还能在该书中找到更多纰漏,这种情况在其它中国史籍中也普遍存在。
如此看来,这便是《隋书》的疑点了。对于曹魏和杨隋来说,倭国不过是边境上的小国而已,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是很难得到关于倭国方面的正确知识的,同时也没有在史书上对其进行详细缜密记述的必要。《魏志倭人传》中那个关于邪马台国位置的暧昧叙述所引发的论争使许多人乐于此道,类似的情况在《隋书》秦王国问题上也同样可以看到。而且我们应当了解,隋炀帝时期中国外交策略的重点是高句丽、突厥和吐谷浑,而不是倭。
当然,我们重点提及这些并非有意贬损本国的记载,加重人们的疑团。终究,对于很多史实来说,中国侧史料是唯一可供参考的文献。我们想要明确的仅仅是史料甄别的必要性以及作为文献分析旁证而存在其它方面证据的必要性。而长门说除去位置上的可行性外,几乎没有任何能与秦王国联系得起来的特点了。所以,长门说并不是一种具有很大优势的观点。
其次,《隋书倭国传》在秦王国后称“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这段路程真的是陆行吗?
在解答这个疑问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海岸”的位置。目前主要有难波和丰前沖二说。我们暂时假定隋使裴世清一行是从陆路抵达这个“海岸”的,则秦王国若在丰前的话,就会在东方遇到大海,而不可能有“经十余国”的表述。所以,直木孝次郎认为,隋使所经十余国者并非自秦王国至都城的国数,而是隋使在九州陆行时所经国数,并将“海岸”视为丰前沖。如此一来,从筑紫到周防滩之海岸行程中隋使所见究竟有几国就成问题了。再加上《隋书》在这段内容后,又叙及倭王遣数百人慰劳隋使,以及相延进入都城之事,这“海岸”是否即丰前沖就产生了更多疑问。因此,我们认为其为难波的可能性较高。
我们确定“海岸”指代难波后即会发现,即使将秦王国比定为长门也仍遗留下许多问题。如此一来,隋使一行要在沿着濑户内海走陆路到难波这一行“经十余国”之前,先在长门周防一带的海岸登陆,而且在记述中要故意削去这段行程而使之不载。另一方面,我们来考虑走海路到达“海岸”的情形。大和岩雄就持海路说,他在《存在于日本的朝鲜王国》一书中给出了隋使一行乘船从筑紫到难波海岸的结论。而《日本书纪》《推古纪》载:“十六(608)年夏四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唐国号妹子臣曰苏因高。即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从妹子臣至于筑紫。……六月壬寅朔丙辰,客等泊于难波津。”这个“泊于难波津”正与走水路的情况相符。虽然《书纪》的记载可信度不及《隋书》,但在两者不矛盾的情况下采信《日本书纪》的说法是无可非议的。
第三,我们已经明白,仅从《隋书》的记载来确定秦王国的位置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在历史上是否于该地存在过与“秦王国”称呼相对应的国以此来验证观点,就显得极为重要了。我们知道,日本自古以来就深受归化人影响,而公元5世纪正是一个大陆及半岛民族渡来的重要时期。在这些渡来人中,秦氏正是极为重要的一族,这里“秦氏”的称呼和“秦王国”颇为吻合。但我们也没有在长门找到什么明确与秦氏有关的资料,即长门说在历史证据方面也相当薄弱。
二、周防说批判:
周防说也许正是为了弥补长门说的某些不足而提出来的,其代表人物是山田安荣。位于今山口县东部的周防在地理位置上与长门相近,所以在解释《隋书倭国传》的文字时,该说基本和长门说处在相当的有利地位。此外,周防说能够给出其它方面的旁证,这大大充实了该说的基础。山田安荣认为,所谓“秦王国”是将“周防”音转为“秦王”所致,这也是他周防说主张的出发点。而同样持周防说的平野邦雄认为,“秦王国”的“秦王”是粤语发音(tsun’nong,“スワウ”的写法较为自然)。他还进一步指出,即使避开这个发音的问题,丰前、长门等说也无法对周防说或是包含该地域的其它泛说构成障碍,因为当时这些地区分国化的情况还不甚明了。同时,在延喜八(908)年的户籍中周防国玖珂郡“秦人”之姓极多,这也可用来证实周防与“秦”的关联。
然而,裴世清与倭国遣隋使小野妹子等一行人是来自隋都洛阳的,他们不可能特意去使用华南粤语记事。后藤利雄认为,“秦王”和“周防”的发音相差甚远,无论如何都无法以音转来解释。现仅试图从两者的太古音和中古音来分析,其有“秦(dzich)王(fiang)”,“周(tiog)防(biuang)”,两者的区别非常明显。由此看来,要证实秦王国即周防也会遇到很大困难。若在发音上的解释不能成立的话,周防说将处于劣势。
三、丰前说:
丰前说的主要提出者是直木孝次郎和泊胜美,该说与前所述三说不同,其比定地点不在本州而在与筑紫相近的九州岛上。
首先,从位置上说,今福冈县东部及大分县北部的丰前国正在筑紫国以东毗邻处,斯与《隋书》“又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国”这样紧凑的描述相吻合,而且不用将“竹斯国”扩大解释为整个九州。
更为重要的是,丰前当时的状况与“其人同于华夏”吻合得更好。这个区域虽然没有大量中国系归化人聚居的情况可供证实,但有着与中国风俗相似的朝鲜系归化人的情形却是极可能发生的。直木孝次郎认为,此后记载“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即称自内陆抵达临近大海的区域,而从筑前的博多到丰前的中津、行桥附近的陆路途中不正能看到有着大量朝鲜系归化人居住的风貌吗?这是即便仅从北九州文化方面考虑也应当予以重视的事。北九州后期古坟以装饰古坟最多,其为有着副室的石室,与畿内和其他的地方类型有着很大的不同点,这也许就与大量存在朝鲜系归化人的状况有关。
但同样持丰前说的泊胜美却批判了直木孝次郎在旁证中提到装饰古坟的做法。他指出,至今在丰前地方并没有明确发现装饰古坟遗迹,装饰古坟的分布中心乃是从筑后到肥后的地区,有副室的石室只在筑后川流域与壁画系装饰古坟组合在一道才发展起来,很难说其可算作丰前地方的特色。因此,直木孝次郎以此为旁证并不能说明于丰前存在着秦王国。
泊胜美丰前说的根据是大宝二(703)年丰前国的户籍资料。残片中记载的上三毛郡塔里、加目久也里、仲津郡丁里(今福冈县筑上郡、丰前市、京都郡一部,自山国川北岸至行桥间的地域)的户籍数据表明,这一地区秦系人口占到了压倒性多数的“近九成”。因此,丰前国可被认为是“秦人”的王国。事实上据《新撰姓氏录》,自古以来自称为秦氏大陆移民因躲避战祸、苛税等原因逐渐迁入朝鲜半岛定居,其后裔进一步渡海归化日本的事迹非常普遍。当裴世清路经此地时看到了这些与华夏人相似的二次移民,小野妹子等遂沿袭秦氏的自述向隋使诉说了“秦王国”之人“与华夏同”的事迹。听闻此言,裴世清或其随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便留下“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的著名记录,这在《隋书倭国传》行程描述中是绝无仅有的重墨。
《日本书纪》《应神纪》载:“十四(403)年。是岁,弓月君自百济来归,因以奏之曰:‘臣领己国之人夫百二十县而归化。然因新罗人之拒,皆留加罗国。’爰遣葛城袭津彦,而召弓月之人于加罗。然经三年,而袭津彦不来焉。……十六(405)年……八月,遣平群木菟宿祢、的户田宿祢于加罗。仍授精兵诏之曰:‘袭津彦久之不还,必由新罗之拒而滞之。汝等急往之击新罗,披其道路!’于是木菟宿祢等进精兵,莅于新罗之境。新罗王愕之服其罪。乃率弓月之人夫,与袭津彦共来焉。”多数学者认为,以弓月君为首的秦氏一族是新罗系归化人,他们的祖先从大陆迁徙到新罗境内,而至公元5世纪初再大批迁入日本列岛定居,同时给日本带来了大量先进的文化和技术,这是日本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
《三国志东夷传》又载:“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適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馀人。今有名之为秦韩者。”这说明早就有大量秦人迁徙到半岛东南部的辰韩,与当地居民融合。他们不但保留了不少自己的语言风俗甚至宗教信仰,而且还促使该地区的政治文化发达起来,以至于辰韩中的新罗成为韩人中较早建立集权制度的邦国。新罗发展起来后,不断兼并周围的其它邦国,逐步控制了半岛东南部几乎所有的土地。于是,这些秦人渐渐地都成为了新罗的子民。到了公元5世纪初,秦人中的一部分又在弓月君等的领导下渡来日本,遂称“秦氏”。他们中有不少精英分子获准前往畿内居住,但更多的人则留驻于离半岛较近的九州和西国。相传,丰前正是这样一个充满秦氏人口的分国。而《丰前国风土记》载:“田河郡鹿春乡,在郡东北。……昔者,新罗国神,自度到来,住此河原。便即,名曰鹿春神。”这正映证了新罗系秦人来入丰前的情况。

图2、香春岳
需要补充的是,来自半岛的秦人还被称为“辛国氏”,这显然是一种音转现象。自大和以西的广阔区域上,分布了大量被命名为“辛国”的神社,这些神社中除了会供奉一些日本的神外,还大量侍奉带有浓郁新罗系色彩的神,他们的祭祀活动也保有很多异族文化的成分,这些神社的参拜者大多是秦氏或辛国氏。而进一步考察,这些所谓的新罗神和祭祀风俗又大多可以追溯到华夏大陆,这点与他们起源于中国,属于中国后裔的二次移民相吻合。如前所述,丰前地区的秦氏相当密集,他们竟占去了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当然,附缀于秦氏之下的人口未必都是可溯源到中国的大陆人,其中也包括在半岛发展时期吸纳的韩人,甚至包括很多在归化大和朝廷后被编入系统管辖的倭人下层民众。不过可以证实,整个秦氏系统到公元7世纪初已经基本垄断了丰前一带,由此造成丰前直接被称为“辛国”的局面。
丰前地区在秦氏的经营下,物产颇为丰富。当地自然环境优越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移民们生产技术的先进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还从事养蚕、纺织、冶炼等手工业,活跃当地的经济,以致丰前成为当时重要的工农生产基地。比如,香春岳就是日本当时最大的铜产地,在作为国家事业而大事操办的东大寺佛像铸造中有近一半的铜矿是由香春供应的。日本列岛上采矿、精炼、铸造等先进技术大多是由来自朝鲜半岛的渡来人传入的,秦氏也是文化科技传播的载体,这样也就容易解释香春铜矿为何而尤为发达了。秦氏在丰前空前发展起来后,不但建立了自己的聚居点,而且还出于自卫的目的建立了军事性质的“城”。当时就有“辛国之城”的称呼,如今其被比定为今宇佐市的辛屿。后来大和朝廷为了弱化丰前地区移民集团的势力,巩固国家的权力,以大三轮君的分家大神氏迁到丰国,这被称为“内渡来人”。而后,大神氏与当地的倭人及移民后裔逐渐又融合演化出辛屿氏和宇佐氏,他们长期主持着以宇佐八幡神宫为首的各大神社的祭祀。部分八幡宫还供奉着新罗系神灵本土化后的形象,甚至香春八幡宫祀神第一座神功皇后被冠以“辛国息长大姬大目命”的名号。由此可见秦氏或辛国氏的力量。更有人大胆地将八幡神直接解释为发端于丰前的新罗系神灵,那么分布于全国的四万余座八幡宫就都成为了秦系移民的纪念碑。直到中世,秦氏等既带有新罗背景又带有中国背景的移民仍对北九州及其附近地区具有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因此,当裴世清行至丰前时,小野妹子等以“辛国”之名相告,遂记为“秦王国”也就顺理成章了。

图3、香春八幡神宫
另外,《后汉书西域传》大秦条载:“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这是中国关于罗马帝国最早的专条记录中解释其国名的描述。很明显,所谓“大秦”并不是罗马人或者其他国人对其的称呼,而是中国使者得知其人“有类中国”后为其新起的名号。那么,“秦王国”之名的来源是否也有这种可能呢?这是不少人会提出的疑问。但我们注意到,罗马帝国条目中有“故谓”之语,而“秦王国”条中则没有类似的词藻。所以,我认为“秦王国”当是该地本来的称呼,即以此进行发音的比对是没有问题的。
综上所述,从历史角度考察的话,丰前说明显具有压倒性优势。以祭奠新罗神异族文化极为浓厚的丰前为秦王国不是很适合吗?裴世清离开丰前后便沿着本州和四国间的濑户内海一致航行到难波津,然后开始了他与大和朝廷推古女皇、圣德太子、大臣苏我马子等的隆重会晤。
参考文献:
1、http://www.han.org/a/half-moon/hm082.html
2、http://kamnavi.jp/toyo/kawara.htm
3、日本书纪
4、后汉书
5、三国志
6、隋书
7、韩昇,日本古代大陆移民集团溯源,日本学(第九辑),2000年4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