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倭寇活动对中，日，葡三国交往的影响（下）

乱　 舞　撰

四、海盗王直登场和铁炮传来

　　正如同迪亚士之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哥伦布之于美洲新大陆。同样在研究16世纪的航海史时，无论任何人都无法避免要涉及到王直这个声名“显赫”的人物。
　　在明朝二百多年间，根据广东、福建、浙江、南直隶等地的地方志所载海盗集团的首领，有姓名者达二三百人之多。而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二为16世纪以来的海盗首领。由此可见，16世纪的海盗活动确实相当猖獗。这些有确切记载的海盗首领中，地位较为重要的除了本节要讲述的王直、徐海外，还有洪泽珍、严山老、许西池、肖雪峰、张琏、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凤、林朝曦、颜思齐和邓之龙等十余人。在那个海盗横行的时代，最具海商人和冒险家气质于一身的典型代表无疑非王直莫属。王直，又名汪直，徽州歙县人。王直“少任侠，多略不侵，然若乡有徭役讼事，常为主辩，诸恶少因倚为囊橐”（《倭志》上册，载《玄览堂丛书续集》）。《筹海图编》等书记载：“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一时恶少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皆乐与之游。”，可见他可能原为徽州商人家庭子弟，但待他成年时，家族已经没落。从“善施与”，“故人宗信之”，也表明他可能出自于富商之家，不仅作为钱人家子弟，而且在乡里有一定的威望。而从 “乡中有徭役讼事，常为主”。可见他从小就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另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王直年青时，与徐惟学一起做过盐商，大概在经商中触犯明朝的禁令而遭惩戒，事后他曾对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同伴说：“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
　　这里所谓的“中国法度”当指明朝的禁海令，而“动辄触禁”一语，则道明他的家庭背景很可能就是一个从事海外贸易的商家，因触犯禁海令而遭到破产，否则他不会无故空发感叹。作为世代以经营海外贸易为业的家族后裔，他在后来很自然地会抗拒这种森严的“动辄触禁”的法令的束缚，从而萌发到海外发展的愿望。这种愿望恐怕在当时不独王直一人有，而是代表着国内开始萌芽的商业资本转向海外发展时所有海商的共同愿望。王直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国内商业资本寻求海外出路的反映，他们迫切需要在外海拥有一个可以使其安心从事贸易的避风港。这种思想较之明、清时期不断加强禁止海外贸易的力度，无疑是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开放性，虽然比起欧洲晚了将近50年。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和他的同伴叶宗满等人出资到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诸葛元声：《三朝平攘录》卷1，《海寇》）。过了5，6年，待到积累了大批的资本，他们决心扩大这种走私贸易。实际上这种活动，已经大大触犯了禁海令。当他们势力尚小时，常常需要加入别的海盗集团，才能立足。因此王直等曾加入许栋的集团。“王直下海初期，因实力不够雄厚，暂时投奔许氏兄弟海商集团，替许二“管库”，他出色的管理才能和经商经验很快得到许二的赏识，不久，被提为‘管哨’兼理军事，从而成为许二海商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与许氏兄弟一起，积极参与海上走私活动”[3]。后来许栋被明军击败，不久自己也死去，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王直便不失时机地接管了那支海贼的领导权，成为海盗首领。于是他着手建造更大的海盗船，兼并了广东海盗陈思盼的势力和其他小股海盗。此后，“海上之寇，非受直节制者，不得存，而直之名始振。” 王直成为16世纪中国海盗的著名首领，从上述情况看，此时的他已经具备了封建社会末期海盗的一般特征。他麾下的海盗集团把海盗生涯中获得的钱物资本，又输入国内，进行商业活动。王直部下毛海峰就曾把所得“银两财物，不时差搬至家”[12]。万表：《玩鹿亭稿》卷5，《海寇议》中也记载：“王五峰，亦徽州人，……卫边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如把总张四维因与柴德美交厚而往来五峰数熟，近则拜伏叩头，甘为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挟上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法禁之坏至此极矣。……今此贼屠城掠邑，杀官戕吏一至于此，而见今四散劫掠，不于余姚则于观海，不于乐清则于瑞安，往来荼毒生灵，无有虚日，而犹混言倭寇，不实上闻，果何待耶？今既说倭寇，酋长为谁？是乌可隐也！”

平户市内所建造的王直像

　　每当谈及这一时期中国海盗与当时外国海盗的关系问题。一些成书于17世纪末记述“海盗”的历史著作中，往往把与日本海盗关系密切的王直等人，称为“中国叛逆”、“通倭贼”，或“中国叛人”。自此以后，凡论及明代“倭寇”问题之史家，莫不接受此观点，斥这些海盗勾引日本海盗，扰害中国沿海各地，有卖国之罪。凡抗击“倭寇”者，每被誉为爱国者。例如《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中记载》：“自嘉靖元年（二年？）罢市舶。凡番货至，则赊与奸商。久之，奸商欺冒，不肯偿。番人泊近岛，谴人坐索不得。番人乏食，出没海上为盗。……小民好乱者相率入海从倭。……于是王五峰之徒皆倭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攻城掠邑，莫敢谁何。”《明史纪事本末沿海倭乱》也记载：“王直诸者，徽人也，以事亡命走海上，为舶主渠魁，倭人爱护之。倭勇而*，不甚别死生。……猖獗日甚……浙东骚然。……”；“如王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华人，僭称王；其宗族妻子田庐皆在辑无恙，莫敢谁何。”此外，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答记海外诸番多内地人为通事》记载：“继有王直叶碧川王清溪谢和等据五岛，煽诸倭入寇。”其实如纵览16世纪海盗的特征，不难发现史实并非全如是，尚且有诸多疑点与商榷之处。早在1982年，戴裔煊先生就发表的著作：《明代嘉隆年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正式提出要对“倭寇海盗”进行重新评价，这在当时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往后又有数位学者先后发表各自论著，包括林仁川先生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和晁中辰先生的《王直评议》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为早已盖棺论定的“倭寇海盗”正名，指出嘉隆年间的“倭寇”不同于万历年间的真正倭寇；所谓的“倭寇海盗”是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生长的时代出现的，他们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实质是海禁与反海禁之间的斗争，是属于国内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王直等人的海上活动并不完全如史料所记载那样纯粹是一种“海盗式的抢劫”。王直自己的想法是让中土、东洋、南洋全部“通商互市”，希望以切身的行动使朝廷能解除海禁。他曾说：“只要通商、互市，惟大明朝所命”，在初期与地方官员的合作时往往把“通商”作为第一条款。山东巡抚王抒在上表中曾提到：“滨海顽民图贼厚利，从而贩取柴米、酒肉以馈之，打造枪刀、铅丹以助之，收买违禁货物以资之，饰送娼优、戏子以悦之，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宁杀可爱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贼。”这不仅初步证明王直等人行商的作风，也道出了海禁政策的不得人心。虽然他的行动实际上是违反了明朝的法律制度。但更重要的是，王直的海上活动在客观上充当了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与科技的交流的媒介，其中给东亚国家的军事技术带来最大冲击的就是葡萄牙人带来的铁炮（即火绳枪）通过王直之手，传入了日本。“这次历史性会面的直接成果之一是火枪的传入。据记载，船上的葡萄牙商人携有一种奇妙物件。其形状细长中空，装上圆形铅丸发射时，光如闪电，声如雷鸣，习惯于弓箭刀剑等冷兵器的日本人无不掩耳塞听，惊骇万分。岛主种子岛时尧对这种威力无比的新式武器极为倾心，他千方百计获得一支，此后，又令家臣学会火枪及其弹药的制作方法。这种火枪就是在日本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铁炮”。”[14]
　　关于王直初次远渡日本的具体时期，当时的史料没有确切的记载。但不管怎么说，王直这次东渡的确是与“铁炮传来”相关联的一个大问题。虽然我们在此尚未可轻易断言，不过，关于“铁炮”成为日本一些地方所使用的火器的问题上。史学界一般认为在从种子岛舶来之前，就曾通过一部分的倭寇势力之手传入了日本。而“铁炮传来”这个特定名词则是在葡萄牙人来到种子岛后所传播开的。在日本普遍流传着种子岛葡萄牙式的鉄砲于1543年（天文12）传来这个说法。这里所引用的是基于日本方面在江户时代后期所撰写的《铁炮记》中史料的记述。
　　不过，有所谓“一家之言”的麻烦，即不同历史资料有不同记载。在葡萄牙方面就有稍微不同的记录。葡萄牙人平托的《巡游记》（1850年刊），书中谈到葡萄牙商人来到种子岛一事，并声称这些商人随后又访问九州各地。另外安东尼奥于1563所记录的《诸国新旧发现记》的地理书中亦有“1542年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等三人从暹罗逃脱朝向到宁波·双岛的途中遇到暴风雨，随后漂至日本”为内容的记载。当然这个记述以只“发现日本”的情报，全书并有关于铁炮的记录。再稍后由ロドリゲス编撰的《日本教会史》则有了稍详细的记述：1542年三人漂至种子岛，并带来了铁炮的记载。由于这个缘故，在葡萄牙方面于1542年到达日本并传来铁炮的见解似乎长期以来都有着相当的可信度。
　　无疑欧洲人与日本人的相逢是极具戏剧性和象征意义的。因此关于这个疑问一直以来众说纷纭，甚至关于王直东渡日本的主要目的，也存在着一些分歧。根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研究，引用日本方面文献《南浦文集·铁炮记》中的记载，天文十二年，即1543年（明嘉靖二十二年）8月25日，一艘葡萄牙商船被暴风雨吹到日本南部的种子岛。种子岛的居民在那一天清晨惊奇地发现西海岸西村的狭人江中有一艘大船，船上有100多名船员，长着从未见过的黄头发和蓝眼睛，他们的话也无人能懂，礼仪举止极为古怪。他们吃饭不用筷子，而是用手抓着吃。幸亏船上有一位名叫五峰的明朝商人，五峰即王直，日本人称他为“五峰船主”。经过笔谈后方才知道，这艘船上的人是所谓西南蛮的葡萄牙商人。船长有二，一名牟良叔舍，一名喜利志多·佗·孟太[15]。因此我们认为是葡萄牙人在16世纪4年代，被明政府从广东驱逐后，先是来到福建和浙江活动，然后随王直同船首次抵达日本，加入到丝银贸易的行列中。从此，开始了他们介入利润巨大的中日贸易，也就是丝银贸易的活动。而王直又是在日本九州肥前平户的藩主松浦隆信的邀请下，在平户登陆（因王直平日里讲义气，重信用，慷慨好施，因而深得日本人的信任和推崇），开展对中国沿海地区贸易。据《大曲记》载：“道可君（松浦隆信）系福禄、武运具昌之人，故有五峰者自大唐至平户津，于今之印山旧址建唐式宅而居。用其所长，而大唐商船不绝于途，甚至南蛮黑船亦初泊平户津。唐与南蛮之珍货年年充盈，京、界诸国商人亦云集于次，有西都之称。”后来他甚至允许王直据松浦津，“僭号宗，自称曰‘徽王’，布置官署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地皆其指使”[26]。嘉靖三十一年，官员王抒有段关于日本大唐街的记述：“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唐。”[13]综上，“按常理推之，作为一庞大海商集团的首领，只身一人与葡萄牙商人同坐一船，前往日本，很难令人信服。由此看来，葡萄牙商人来到种子岛，或许不是因为偶然的海难事故。”[16]
　　但无论如何，“这些传说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于即将展开的新时代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第一，日本民族开放性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拿来主义”的思维方式，是西方物质文化能够较为顺利地进人该国的重要因素；第二，作为西方物质文明象征，火枪的输入及其迅速而广泛的影响，清楚地表明西方较高物质文明在东西方交流中重要的先导作用；第三，火枪传入者的商人身份以及商品交换的输人方式，足以证明世俗经济利益在诱发历史事件与规定历史进程中潜在或直接的重要作用。即便是在层次更高的文化交流方面，经济利益也常常成为规定其历史走向的重要原因。”[17]
　　鉴于王直是应松浦家之邀下，于平户登陆，这里我们有必要先简略介绍一下松浦氏与九州其他大名之间的情况。
　　自1467年的“应仁之乱”以来，日本历史陷入了空前混乱的时代，足利幕府的威信一落千丈，室町幕府将军因此丧失权柄（天皇成为国家象征的傀儡，实权转移到幕府手里，各地豪强纷起，守护大名们纷纷拥兵自重，称霸一方，并为取得霸主地位而连年征战不休。因此战国时代被称为“下克上”的时代。越后上杉氏、甲斐武田氏、三河松平氏（即以后的德川氏）、尾张织田氏、中国大内氏和毛利氏，均号称一代名将。弱肉强食，武力至上，已成为战国大名们坚信不疑的生存信条。短暂的盟约与协定既可以轻易达成也可以随意撕毁，今天是盟友可能明天就成为敌人，无论那方大名均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目的为的是在乱世中趁机增强自身的势力，以图称霸一方。同样战火也波及了到了西南的九州地区，作为平户藩的松浦家自然无法幸免。当时松浦家的所领地，为现在长崎县的北部地区，既当时的平户，松浦，佐世保3市除去北松浦郡(宇久町)、壹岐郡、南松浦郡(浜浦)的一部分，朱印高为六万三千石。元禄２年（(1689)，在雄香公棟时期，弟昌作为一万石知行的平户新田藩而诞生了。此后，幕府的末期发展为六万千七百石，不过，由于新田开发等内政活动而使石高增加，内高实际上有十一万三千石。在松浦隆信的时代，初步统一了鹰岛，佐世保，日宇，早岐，壹岐，志佐，针尾岛，相神浦等，等领土。这个统一被得益于来自贸易上的财政收入和外国先进军事兵器的进口。因而这次统一，用所谓战国家法[24]来说，就是被称为「松浦隆信十一箇条」。到了16世纪的战国时代可谓是风起云涌、群雄纷争。而在有了一定的领地作为根基后，他作为战国诸侯的地位也就随之确立下来了，与近邻的龙造寺，宇久，大村等势力展开了竞争。这个相争的过程，以前作为松浦党的成员的在地位逐渐没落了，成为其他领主的旗本，而称为松浦家臣的人却少之又少。松浦家在极盛时期，势力范围曾到达九州岛的西南部地区。
　　为了给长期战争提供充足的资金，凭借自身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九州大名纷纷选择了最有利可图的贸易方式：与远东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而在这诸多国家中，与占据贸易主导地位的中国进行贸易又是利润最大的，虽然中国并不是松浦家唯一的贸易伙伴。但凭借占有平户这个传统贸易港口的地理优势，松浦家的实力迅速增长起来了。不过他们与九州其他大名之间的关系确实差强人意，当时最大的敌手有龙造寺，岛津，大村，有马等家族。相对于松浦隆信为之前来到过平户港的神父进行传教提供了许多必要的便利措施。1549 年岛津家当主岛津贵久亦迫于北部大友、松浦诸氏的强大压力而对于基督教采取了一种友善宽容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发展实力，成就霸业，是须臾不可忽略的头等大事。再者，九州、四国一带历来是日本对外通商的要冲，与中国明政府的勘合贸易船多由此地起航，而扰乱中国沿海的倭寇，亦多为该地的浪人武士。1543年葡萄牙人来到隶属于鹿儿岛的种子岛后，这里又成为日本与西方人交往的最早地区。葡萄牙人带来的“铁炮”首先在九州一带流行，然后再扩散至全国各地。前引《铁炮记》一书的作者大龙寺禅僧南浦文之，就是萨摩藩岛津氏的幕僚。基于“铁炮”迅速传播的客观现实和地方实权派人物的自身需要，岛津贵久欢迎当时以葡萄牙国王名义来日的沙勿略神父，希望借助外力加强自身力量。他曾处心积虑阻止神父前往京都朝见天皇，目的就在于尽可能挽留他，并从从传教士身上得到所需的物品，以免他人捷足先登。
　　岛津贵久非常清楚传教士所能带给他的利益，也知道怎样才能获得这些利益。他从不隐瞒他的想法，至少已经用行动提醒神父，招来葡萄牙商船不仅是他的真诚愿望，而且也是神父用来换取传教许可的筹码（虽然最后由于前往平户的沙勿略神父并没有为领主带来他与葡萄牙商人的交易，致使岛津贵久在希望破灭后立即翻脸，下令将所有接受神父教义的人处以死刑）。[18]
　　尽管后来岛津氏成长为九州最强大的大名之一，大有统一整个九州之势。但是在16世纪中叶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对松浦家造成威胁的地步。反倒是与松浦家领土接壤的大村家更令松浦隆信感到担忧。特别是1543年8月葡萄牙商船漂泊到种子岛后，更加激化了两家的矛盾。
大村家的势力范围是以长崎为中心的，在1550至1565年间，两个家族为了将葡萄牙人留在自己的贸易港口（松浦家据有平户，大村家则依靠横濑港）而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关于这长达15年的斗争过程，伊达家的伊达清允殿录入的《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一书有有详尽的叙述，在这里我姑且厚颜引用之：
{
　　……是葡萄牙商船最早驶入的日本港口。早在1550年，刚刚被葡萄牙国王任命为“甲比丹”一职、负责葡萄牙与中国和日本贸易事务的杜阿尔特·达·伽玛（Duarte da Ga’ma）就率商船来到这里。他不仅为沙勿略神父带来了教会信件，而且促成了沙勿略神父对这个城市的首次访问。但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葡萄牙商船去了鹿儿岛和其他地方，这使得希望垄断日葡贸易的平户领主松浦隆信颇感失望。但幸运的是，沙勿略前往京都时又一次路过此地。松浦隆信的热烈欢迎不仅使沙勿略确信这里会成为主的新葡萄园，而且在人手极为紧缺的情况下留下了托雷斯神父。或许是由于传教士留居此地，1553年至1561年的十余年间，几乎每年都有葡萄牙商船抵达平户，这里成为当时日葡贸易的中心。领主松浦隆信对于传教士的态度也越来越友善。1554年，平户的信徒只有200人，但一年之后，信徒数量急速增加到500人，其中包括领主的重臣笼手田安经等几名高级武士。此间松浦隆信与传教士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1554年，修士贝隆曾称赞他是葡萄牙人的好朋友，他欢迎神父的到来，并给他们土地建造住院。加戈神父亦在1555年10月1日写给印度管区长努内斯神父的信中宣称，松浦隆信已经几次听过他的布道。他称赞神父的布道令人信服，并表示在近期内皈依基督教。（注解6：参见外山干夫：《松浦氏与平户贸易》，国书刊行会1987年版，第112页。相同的内容还见于Melchior(Belchior) Nunes Barreto从日本返回印度后于科钦写给葡萄牙耶稣会士的信件。信中说：“平户的国王（松浦隆信）已经约定成为基督徒，因此，我们期待着我主基督为我们带来巨大的成果。”《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第三期第一卷，第299页。）
　　1556年4月，山口新建的教堂在陶隆贵与毛利元就的争夺中毁于战火，托雷斯也不得不撤到丰后府内，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平户成为日本与葡萄牙商船交易的惟一口岸。由于平户港这一特殊地位，松浦隆信对传教士的态度逐渐变得傲慢。他首先听任佛教僧侣对传教士的攻击。1558年，他干脆将“不听话”的传教士驱逐出境。由于平户贸易对于传教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托雷斯不得不忍气吞声。但他一直试图寻找新的贸易港，以便打破松浦氏对日葡贸易的垄断，从而获得更为有利而自由的传教空间。为此，他派人秘密地测量了附近海岸的情况，结果在离平户港不远的大村纯忠的属地内，发现了适合葡萄牙船只停泊的横濑浦港。
　　“当1561年定期船来到平户时，修士阿尔梅达悄悄地去了那里，与多米尼各·里贝罗号船上的引水员和京都信徒、那里最初的基督徒格尔“Gonoye”（原译注Gesch）商量，请他秘密测量大村（纯忠）领地内的横濑港，并且不让平户的肥州（即松浦隆信）察觉到。如果他确认那个港口的情况良好，船只可以方便地入港，就让格尔开始向大村殿下说教，告诉他如果成为基督徒，并允许在他的领地内宣扬神的教义，不仅可以拯救殿下的灵魂，而且还能带来巨大的现世利益。为了这一目的，领航员与格尔一起乘上一艘带有与普通房屋相同屋顶的渔船。（日本）人和他的妻子也在船上，他们乘这艘船去（横濑浦）检查港口，确认这个港口是个良港，水深足以使船只入港。为了就此事与大村家首席家老伊势守殿交涉，格尔立即赶往大村，并获得了极佳的回答。他们表示，如果托雷斯想来这国中传教，将允许他宣讲神的教义，可以对理解教义并想成为基督徒的人施以洗礼。至于大村殿下本人的改宗，希望神父到达后，抽空与殿下本人直接交谈。（注解7：《日本史》，第二册，第175页。）”
　　对于葡萄牙商船停泊平户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大村纯忠不会没有耳闻。长期从事对外贸易的历史经验使他非常清楚地识到，一旦建立起与葡萄牙商人的贸易关系，将会使他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期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他当然不会放弃这一增加实力的天赐良机。另一方面，传教士和葡萄牙商人多年来在九州一带的活动，也使他深谙传教与贸易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传教士们的试探很快得到的响应，他还主动给传教士去信，希望能有一位修士来他领地传教。他许诺把横濑浦港周围约二里的土地赠送给教会，如果神父们愿意，将不允许教徒以外的人在此居住。他甚至主动表示，对来此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将在十年间免除一切税收。
　　托雷斯没有放弃这一机会，在接到大村纯忠的信后，立即派遣阿尔梅达（Luis de Almeida）修士前往横懒浦与大村谈判。不久，年迈的托雷斯又亲赴横濑浦与他面谈。也许是沙勿略当年的成功表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托雷斯故伎重演，再现了历史上的精彩一幕。托雷斯乘坐缀满彩旗的葡萄牙商船进入横濑浦港，在阵阵礼炮声中与特意赶来的领主见面。托雷斯很快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除了免除一切税收的条款稍作修订，改为领主与教会各得一半之外，其他许诺都没有变化（这惟一的条款修订令人回味）。为了表示对教会的好意，大村纯忠向拟议建造的教堂赠送了许多木材。他甚至还谦卑地请求传教士允许他在教堂附近居住，以便早晚聆听传教士们的说教。从此之后，大村的领地成为日本耶稣会的又一个重要基地。
　　…………
　　传教士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中，大村纯忠有些沉不住气了。也许是担心岛原领主有马义直在这场竞争中超过自己，他加快了向教会靠拢的步伐。5月下旬的某一天，他与二三十位部下听了整整一夜的说教。天明时分，神父为他举行了与领主身份相适合的盛大典仪，最后为他施了洗礼。受洗入教后，大村纯忠反对佛教的态度逐渐趋于激烈。在与龙造寺隆信的军队作战时，他在军旗上绣上了十字架的徽记。在率军出征的途中，他手下的武士砸碎了佛教偶像和供奉它的庙堂。为了表示信仰的坚定，大村曾计划废除具有传统宗教色彩的盂兰盆节。他甚至还撤掉了大村历代祖先的牌位，将它们付之一炬。
　　很显然，在这场紧锣密鼓的利益追逐中，平户领主松浦隆信落在了下风。但幸运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为他提供了新的机会。大村纯忠的过激态度使领内政治力量发生分化，某些反对基督教的武士认为，大村烧毁先祖牌位的举动，使他们有了废除领主、另立新君的理由。他们发动了叛乱，并强迫信徒们重新改宗。尽管这场内乱最终以大村纯忠的胜利而告终，但传教士们辛辛苦苦修建的教堂和一些信徒们的房舍被烧毁，刚刚修好的横濑浦港也在战火中化为废墟。
　　横濑浦被大火焚毁后，松浦隆信的平户港再次成为日葡贸易的主要港口，传教士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平户。但出人意料的是，或许是吸取了以往的教训，松浦隆信对传教士的态度有所改变，他同意传教士在平户传教和修建教堂，并为他们提供保护。然而，已经尝到甜头的托雷斯并不满足于此，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对外贸易及其世俗利益是他换取传教许可的惟一武器。为了保持传教士左右逢源的主动地位，托雷斯一直在大村纯忠的领地内寻找可以替代平户港的新港口。
　　1565年，当耶稣会士发现了大村领地中的福田港后，他们立即与正驶往平户的葡萄牙商船取得联系，要求他们放弃已经遥遥在望的平户港，转而驶向相距十里格的福田新港。为了给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寻找道义上的理由，他们指责松浦侯的儿子裹读了锡制的基督圣像，而松浦侯答应的道歉迟迟没有兑现。很显然，这只是传教士转移贸易港的借口，与基督徒们经常捣毁佛教偶像的激烈行为相比，松浦侯儿子的举动实在是小事一桩。看到葡萄牙商船突然转向敌对的大村领地，松浦隆信极为恼火，他带领一批武士前去袭击停泊在那里的葡萄牙商船。然而，葡萄牙人的大炮击溃了松浦的舰队。激烈的海战中，松浦的部下死60余人、伤200余人。（注解9：《日本史》，第三册，第137-140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战斗不仅是日本武士输给西方商人（亦是军队）的坚船利炮，而且也是托雷斯传教策略的重大胜利。
}

　　总之，两国之所以为挽留葡萄牙人而不惜耗费巨大的国力，究其因主要还是因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看中了葡人手中握有的铁炮，手枪和大筒。当时日本国内战争还是以冷兵器为主，铁炮在九州岛尚且未有普及，京畿地区都更不用说了。众所周知的长筱之战中，织田信长用三千步枪部队以“三段击”战术粉碎了武田家一直引以为傲的武田赤备。这标志着在日本，火器在战争中的正式运用以及发挥的巨大的作用。可那是后来天正三年（1575年）五月十八日发生的事情了。因此，在当时军阀混战的时代，谁要是拥有了比对手先进的武器，掌握了西方最精良的军事战术，谁就能在战斗中优先占据优势，无论是松浦还是大村甚至是岛津对于这点都非常了解。这样，我们也能理解葡人的火器如此受到青睐的原因了。
　　作为大内氏肥前被官的松浦平户氏劝诱王直进驻平户湾的行为，主家大内氏的态度是很值得玩味的。天文年间大内氏所控制的遣明贸易到达最高峰，义晴、义藤统治时期的天文年间，两次遣明船均由大内氏把持；至天文十六年，更发展成策彦周良为使的谴明船队四艘皆为大内船的情况，但同时幕府内部对于贸易权的争夺也日趋激烈，面对细川大友咄咄逼人的气势，们就不难理解王直前往日本的意图了。鉴于王直此时还是以双屿为据点，因此他于天文12年（1543）前往日本就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了，不仅因为他之前曾与葡人有打过交道，更为的是一种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不久后，即1546年，明政府开始整治海防，着手抗击倭寇。1548 年明总兵朱纨遣卢镗捣毁双屿海盗与葡萄牙商人老巢，徐氏受到重创，王直率领残余部队正式潜逃日本。
　　此期间葡人再次显露了其狡诈的一面，他们既不愿与明朝为敌，万一惹恼明政府而采取禁止与之进行一切往来，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然而就其自身来说，又不肯放弃走私贸易这种利润丰厚的贸易方式。当初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东亚，目的就是通过海上与港口贸易从中最大限度的获取利益。在发现日本后，这个既定目标就更令他们坚信不已，他们深刻的看到日本这个岛国存在的巨大潜力，仰仗出产白银的优势，它即将成为东亚贸易圈中举足轻重的一环。而作为这个贸易圈的主导国家中国与日本间的关系又变化无常，这对于葡人来说无异于是个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他们正好从中介入，充当着一个中间人的角色。要知道，半个世纪以来，葡人企图在中国沿海建立基地的愿望都未能实现。在日本的传教士弗洛伊斯曾洋洋自得地宣称：“感谢神的恩惠，乘坐帆船和索玛（中国的商船兼军舰。——原注）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通商贸易停止了。作为它的代替，只有葡萄牙人和载着西方商品的中国帆船每年来此一次。”
　　1549年海盗王直引倭寇大掠沿海，造成此后倭患连年。眼见距离既定目标仅一步之遥的葡人自然不愿意被明政府发觉他们曾王直有私下交往的行径，对于到底与那方的交往才是最有利可图的，葡人一点也不糊涂。他们不可能因为要与王直等人在平户有合作而致使自己在明政府面前摆错姿态。尤其是1553年被准许在澳门建立他们的在中国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殖民地后，他们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地处理与王直之间的关系了。此时的王直已经不再是那个昔日带领他们前来日本的恩人与忠实的贸易伙伴了，而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不安定因素。
　　此后，葡人的态度迅速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变。他们开始帮助明朝打击海盗，而王直最终也成为明政府与葡萄牙之间合作下的牺牲品。1557年10月，王直向明朝投降，仅相隔两年后被处死。尽管结局比较悲惨，但是他在平户等地活动长达十五年之久，使平户成为了中国海商云集之地，后来更变为日本对外交往重要港口。他居住期间，松浦家从海上贸易中获得了大量的税收。王直的名字将永远为长崎人民所纪念。同期，葡萄牙人获得到澳门的居住权。无可厚非，王直的死无论对于明朝还是葡人都是利大于弊的。在这个问题上，葡人充分展示了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极富策略性的外交手段。[22]
　　自此以后，葡人终于如愿以偿在中国建立了梦寐以求的商站，他们可以在明政府名义上的监督下，在沿海地区进行他们所需的海外贸易。而作为对明朝的回报，明朝可以直接向葡人购买先进的武器与一些设备。明朝此时所采取的这种相对宽容的态度，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为其在1567年重新解除海禁政策埋下伏笔。正如《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一书中所描述的，在日本国内，松浦氏与大村氏的争斗最终以大村纯忠的胜利而告终。1565年后葡人最终完成了从平户港向大村领地中的福田新港的转移。由于“沙勿略方针”的成功，使九州各地大名的态度发生集聚变化，他们争相为争取对外商贸而竭力讨好传教士，彼此间再次展开激烈竞争。当闻之有马晴信将浦上镇送给教会后，大村纯忠立即将长崎港赠送给教会。为了使自己提出的条件更具有诱惑力，他不仅将长崎教会领的司法权一起交给传教士们，甚至将离长崎不远的茂木也作为呈给教会的礼物。在这场围绕海上贸易展开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葡人凭借手中的王牌：铁炮和先进军事策略打出了一手漂亮的同花顺，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大赢家。
　　在王直死后倭寇的海上活动逐渐陷入一个低潮，尤其是海外贸易活动趋于衰落。但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些“非法”的民间贸易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明朝的海禁政策以及为官方所独占的朝贡勘合贸易制度。由此，我们进而联想到一个词“官逼民反”，明朝不少沿海商人之所以落草为海寇，其原因正是基于朝廷的海禁政策和对于海上实行种种限制甚至采取武力镇压所产生的恶果。他们以武装力量反抗明政府海禁的斗争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反封建意义的。王直多次向明朝表达自己希望解除海禁，通商互市的意愿，他奏明：“倭国缺丝绵，必须开市，海患乃平”；“他无所望。惟愿进贡互市而已”。表明了明朝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势力压迫下，求斗争求生存发展的意志力。由于倭寇海盗的本身具备一定的早期资本主义特性，因此他们那具有反封建性质的斗争就明显与中国近代一般的农民起义斗争区别开来。
　　然而，恰如沃勒斯坦所说：“似乎毫无疑问，葡萄牙人现在印度洋，后在中国海所建立短暂的优势的主要因素是‘海运贸易中的真空’……这一真空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因为这对理解葡萄牙人没有创造这一贸易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接过了当时已经存在的穆斯林商人（阿拉伯人和古吉拉特人）在印度洋和倭寇海盗在中国海的贸易网络。……这基本是由于政治—海军的优势而造成的。”[19] 因此在17世纪结束之前，葡萄牙人的势力已经是江河日下，在远东他们与荷兰人的竞争的以失败告终；而自身的对外政策和国内经济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危机，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17世纪初葡人在远东的地位日趋衰落。葡萄牙最终为自己的宗教狂热付出了惨重代价，早在1587年，丰臣秀吉就下令驱逐基督教传教士。1614年，德川幕府又发布一道驱逐令，禁止基督教在日本活动。1622－1638年间，基督教在日本受到残酷迫害。1637－1638年，日本基督徒举行起义并遭镇压（在某些荷兰海军的帮助下）。接踵而至的是，1638年日本驱逐了葡萄牙商人。自此葡萄牙人便不再是中日贸易间的唯一中介者了，葡人在16世纪的那段光辉时期也终于落下帷幕。

附注：
[1] 家康意识到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会动摇他的统治。虽然从中可以获得大量的财富，但随之而来的海盗、走私等问题也源源不断，尤其是一部分对他政权不满的浪人和大名还试图借助外国商人、传教士的帮助来推翻他的统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当时的海上贸易已经非常昌盛，在南洋等地已经成为可以和葡萄牙船队抗衡的强大势力。因此家康很可能从商人口中得知了那些打着“传播基督教”和“自由贸易”幌子的强盗是如何对待当地人的。而为了不让同样的惨剧发生在自己国家身上，家康理所当然地选择了锁国。1612年颁布了禁教令，更从1615年开始对朱印船贸易进行限制。——《德川家康与康熙皇帝对外政策的比较》 文/月夜飞雪
[2] 16世紀『嘉靖大倭寇』を構成する諸勢力について——秀城 哲
http://www2s.biglobe.ne.jp/~tetuya/REKISI/kaizoku/syosei1.html
[3] 明朝舟山海商研究 http://www.zhoushan.cn/hywh/hywx/hywxyt/t20030727_93238.htm
[4] 勘合贸易：http://www.tabiken.com/history/doc/E/E055R200.HTM
[5] 日本の鉱山 http://hasiru.net/~maekawa/mine/
[6] 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M]．葡萄牙航海大发现事业纪念澳门地区委员会，澳门基金会。澳门文化司署，东方葡萄牙学会，1999．
[7] 金阁寺是这个时代的象征。这个时期深受禅宗等宋、元文化影响， 贵族与武士文化融于一体， 逐渐形成日本独自的文化， 史称“北山文化”。
[8] [12]《明史新编》，第八章
[9] 引自全汉升《明代中后期澳门的海外贸易》
[10]《明史·列传第二百十 外国三○日本》
[11]《皇明象胥录日本》
[13] 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4][15][16][17][18]《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
[19]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罗荣渠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420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0]《明太祖实录》卷70
[21]《东西洋考》卷七、序
[22] 关于汪直的死，一般都认为是为总督胡宗宪设计擒获而后处死的。当时王直在胡宗宪许诺封予爵位的条件下才上疏明朝，奏请归顺。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胡宗宪本人也是王直同乡，即徽州人氏，他拘留了王直的家小，因此也迫使王直最终不得不请降，从而落入了圈套之中。而同年，即1557年，葡萄牙人贿赂守澳官员，向中国取得澳门的居留权，正式长期在澳门半岛居住。在受贿官员的包庇与纵容之下，葡人大兴土木，不仅拆去原来的棚屋，还用砖瓦建筑永久性居住的房屋，很快聚落成村；随后甚至搭建炮台。截止1563年不到10年的时间里，已聚集到900多人，可谓“筑室千区”，“夷众万人”。尽管彼此目的各不相同，但无疑王直的死对于双方来讲都不失为一件幸事。
[23]《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三章 货币周游世界，推动世界旋转
[24] 分国法：又称为家法，或是战国家法。战国大名为了支配自己的领国（分国），所自订的的一套法律。虽然不像古代的律令、或近代法那般地系统化，但是已经有其作为法典以及个别禁令、定书集成的形式出现。这些分国法受到鎌仓幕府法、室町幕府法，特别是御成败式目的影响很大。即使如此，伴随室町幕府的衰退与庄园制的崩溃，大名便以自家独有的法令来推动领国统治，并致力于领主权的确立。随着时代的推演，分国法乃逐渐发展成江户幕府法、藩法，因此其与近世武家法有极深远的关系。一般视大内氏壁书为最早的家法，另外像今川氏的今川假名目录、伊达氏的尘芥集、结城氏的法度、武田氏的甲州法度、六角氏的六角式目、长宗我部氏的长宗我部元亲百个条等法令，皆为典型分国法的代表。
引自—— http://www2.tku.edu.tw/~tahx/lin/query/query-index.htm
[25] 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东方寻求通商贸易，其最主要的方式即为培植中西贸易的中介商人，利用中介商达到贸易渗透的途径。
[26]《借月山房汇抄》，佚名《汪直传》
[27] 阿诺德·汤因比(Amold J.Toynbee)，徐波、徐钧尧、龚晓庄等译，《人类与大地母亲》

【参考文献】：
1．清代後期における海関制度と中国沿海世界の考察
研究代表者：岡本隆司·宮崎大学·教育学部·講師
http://sumomo.oiuw.oiu.ac.jp/6/kan25.txt
2．海上史事件簿その三 寧波の乱
http://www2s.biglobe.ne.jp/~tetuya/REKISI/kaizoku/ninpo.html
3．最後の漢民族王朝·明の建国；明時代の東シナ海；北虜南倭の患、明の衰退
http://www.uraken.net/rekishi/reki-chu18.html
4．明朝舟山海商研究
5．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
http://www.guoxue.com/economics/ReadNews.asp?NewsID=4074&BigClassID=26&SmallClassID=46&SpecialID=66
6．略论明代对外贸易与银本位、货币财政制度
http://www.guoxue.com/economics/ReadNews.asp?NewsID=3612&BigClassID=26&SmallClassID=46&SpecialID=66
7．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思考
http://www.cass.net.cn/webnew/file/2004051914308.html
8．《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0．Dr.Patrizia Carioti,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 at Macao. The Portuguese Policy of Expansion in the Far East, in light of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Intercourse and Maritime Activities”,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of Napoli Piazza S. Domenico Maggiore 12, Napoli, Italy.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6
11．Leonor Diaz Seabra, “Macao, China and Japan: An Historic Relationship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6
1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4月版
13．[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万有文库荟要，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万有文库荟要，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14．浙江大学 戚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
15．吴晗，《胡惟庸党案考》
16．【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感谢黑田多兵卫殿与zyxxll殿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建议和帮助！

上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