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一例证明。司马辽太郎曾对山崎正和说:“我写的小说,从一开始,我就打算写给外国人看。我所谓的外国人,并不一定要真正的外国人,日本人也无所谓。总而言之,我想像的读者是,对日本历史完全没有知识的人。譬如说我写源义经(一一五九至一一八九年,平安末期至镰仓初期的武将)时,绝不以了解他生平的读者为对象去写。”既然是以外国人为对象,那么要特别注重具体而详细的形象描写。
司马辽太郎虽然写过各种各样的历史小说,甚至也写过忍者小说,但是他最拿手的还是明治时代前后的历史小说。换言之,他喜欢描写一个没没无闻的人在乱世中如何开创历史成为英雄,而明治时代正好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而且明治时代所留下的史料又最丰富。
由于他喜欢描写英雄,所以他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健康开朗的人物。这与日本明治以后的小说不同,
例如夏目漱石所描写的人物多半是内省的厌世者,或是生活趋向破灭的人物。而司马辽太郎的小说能够获得日本读者的喜爱,其理由之一,即能够消除日本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使精神生活得到净化。他的小说也与写“眠狂四郎”的柴田链三郎的小说不同。有一个评论家指出:“小说家好像是个病人,他向读者说,我这里痛,那里难过。而评论家好像是个医生,他听病人诉说病情,帮他看病,帮他诊断。可是司马辽太郎却是以医生的身分登场,日本突然产生这种作家,使我们一时不知所措。若以旧有的观念来说,就好像一个没有小说家特质的人突然写起小说来。”
虽然司马辽太郎喜欢描写英雄,但是他却认为日本没有真正的英雄。他在与美籍日本文学家唐纳金
(Donald Keene)对谈时说:“源赖朝(一一四七至一一九九年,镰仓幕府的首代将军)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但是没有人缘;源义经是个无聊的人物,但却大受欢迎。大久保利通(一八三零至一八七六年)也是相当伟大的政治家,然而日本人却喜欢稚儿气的西乡隆盛(一八二七至一八七七年)。也就是说,政治原本是男人的世界,但是日本人却喜欢女性的特质。譬如说,西乡隆盛有时会写写诗,发表几句名言,结果比大久保更得人缘。”
他又提到日本的政治家可分为受尊敬的政治家与受欢迎的政治家两类:“像丰臣秀吉胡作非为,可是大家都喜欢他。而德川家康建立了江户体制,虽然他的功过见仁见智,但总之完成了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可是日本人却对他敬而远之。如果你对日本人说,你像德川家康,两人一定吵起架来。要是说,你像丰臣秀吉,那他就难掩喜悦之情。”
司马辽太郎一生的作品无数,而且自一九六零年(三十七岁)之后,几乎年年得奖,宛如为他的作品设奖似的。因其作品汗牛充栋,今仅以其得奖作品为中心简介於下:一九六○年以忍者小说《枭之城》获直木赏,一九六六年以《龙马风云录》、《盗国物语》获菊池宽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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